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异常活跃，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国家主义和皇室中心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极端国家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理想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

（1）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

1906年1月初，桂太郎军阀内阁辞职，第一届西园寺内阁标榜“自由主义”，允许政党结社自由。在这种策略影响下，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合法主义幻想滋长。西川光次郎、堺利彦等分别组织“日本平民党”和“日本社会党”。不久，两者合并为“日本社会党”，1907年1月创办《平民新闻》（日刊）。当时，日本社会党正式成员虽只有200余人，但“社会主义者”全国约有25000人。1906年3月，日本社会党在东京领导了反对电车费涨价的群众运动。此后社会党威望大大提高，几个月内党员增加10倍，各地成立了15个支部。1907年2月的足尾铜矿大罢工在社会党内部引起“策略论争”。一派坚持合法主义，另一派以幸德秋水为代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主张“直接行动”（总罢工、暴动等）。

工人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激化使日本统治者愈加恐惧，西园寺内阁迅速丢掉“自由主义”的假面具。1907年2月22日，日本社会党遭禁。4月14日，《平民新闻》亦勒令停刊，日本政府日益加强了警察统治。

此后，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逐渐加强。1908年6月22日，东京社会主义者集会欢迎在反对东京电车加价斗争中被捕的山口义三等人出狱。会后，群众高举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向街头。50多名警察立即冲击群众，抢走红旗，逮捕堺利彦、大杉荣等40人，这就是“赤旗事件”。

事件发生后，军阀势力攻击西园寺内阁软弱。1908年7月，西园寺内阁辞职，桂太郎第二次组阁。1910年5月，日本政府又以捏造的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大肆逮捕幸德秋水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次年1月18日，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次日又改判12名死刑、12名无期徒刑），另2名无期徒刑。24日，幸德秋水等就义。这就是“大逆事件”或称“幸德事件”。此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英、法等国社会主义者及民主主义者都召开了大会，通电抗议，日本政府置之不理，悍然行刑。

幸德秋水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少年时代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宣传自由民权思想，因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被捕入狱，出狱后流亡美国。出狱后的幸德秋水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思想虽未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但对日本统治阶级坚持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对日本人民革命是有贡献的。

大逆事件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日本，甚至连《昆虫社会》这本书也因有“社会”二字而被抄没。以残暴著称、专门监视进步人士、镇压日本人民革命运动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在“大逆事件”后的第二年（1911年）建立。

大逆事件后比较活跃的社会主义者，是因“赤旗事件”等被判刑而躲过大逆事件之难的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和荒畑寒村等。但他们在出狱后，一般对形势都持悲观态度，无所作为。已达不惑之年的堺利彦于1910年9月出狱后，为了得到生活来源，办起了以“代写文章”为业的“卖文社”。卖文社为东京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聚会的场所，但他自己却认为：“新的运动已不易掀起，剩下的少数同志莫如仅凭吊过去以谋求感情上的满足。”大杉荣也说：“大逆事件以后，在最黑暗的反动恐怖中，运动已被完全镇压下去，不能不使人感到同盟已经消失或成为枯骨。”[12]

1911年以后，形势还是有所变化。1912年10月，大杉荣和荒畑寒村创办了文艺思想杂志《近代思想》。随后的1913年至1914年，护宪运动出现**。大杉和荒畑从中受到很大鼓舞。1914年，大杉与荒畑决定《近代思想》停刊，改出“工人运动的机关报”月刊《平民新闻》。堺利彦也一方面继续经营卖文社，一方面于1914年1月开始出版作为“卖文之机关刊物”的月刊《丝瓜花》。

新闻界人士站在了运动的前列。早在西园寺内阁末期，《东洋经济新报》《东京经济杂志》等进步经济报刊就展开了“反对增师、批判藩阀”的论坛。桂内阁成立后，除部分官方媒体外，几乎所有的报刊都登载批判藩阀的新闻报道。1913年1月17日，全国同志记者大会在东京召开，并通过了措词激烈的“批判藩阀、拥护宪政”的决议。报刊舆论的大力宣传，使民众得到启蒙，政党受到监督，对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2）民本主义思潮

民本主义思潮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主要指导思想。它是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潮，在整个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本主义”一词的使用始于明治末期。大正初期，茅原华山、井上哲次郎、上杉慎吉和大山郁夫等人，将其作为专门性的政治用语，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茅原华山认为，“民本主义”是与“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人政治”等对立的政治思想，“民本主义以民为主体，以理与军（理念与军队）为客体。军为民而设，非民服务于军”。[13]他主张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来实现民本主义。可以说，茅原华山是首倡民本主义，并以先行者的姿态活跃于政治舞台的。1913年，井上哲次郎在《东亚之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国民思想的矛盾》一文，针对民本主义是否危害宪法及君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就有“民为邦本，固本宁邦”之说。他将增进民众的福利、以人民为本的政治精神称作“民本主义”，民本主义可以调和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井上哲次郎在君权与民主的对峙中，将民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对策或调和矛盾的手段。与此相反，上杉慎吉是站在主权论和国家主义的立场来论及民本主义的。他在《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中认为，“君主道德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民本主义，日本历代天皇都注重民本主义。既然君主之道在于“民本”，所以不必将国家组织的形式以民主形式固定下来。大山郁夫在反对寺内正毅内阁所标榜的“举国一致”论时提倡民本主义。他认为，“真正的举国一致，是从国民利害的迫切意识中产生的，其意识又是通过普及国民的参政权以及使之承担管理国家的共同责任之后才得以形成的”。[14]其民本主义论的核心内容包括批判寺内正毅内阁的非立宪政策，提倡扩大民众的参政权，主张实现议会政治。上杉慎吉则竭力将民本主义与天皇主权说相融通。

虽然对民本主义的理解有上述多种，但是，赋予民本主义以体现时代精神的解释，并对“民本主义”系统地进行理论阐述的人，却是吉野作造。

“民本主义”这一用语并非自吉野作造始，在此之前，在与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人政治对抗时也经常被人使用。但是，吉野所说的“民本主义”，在与“天皇机关说”相辅相成方面，作为日本型“德谟克拉西”的实践思想，有其特定的含义。[15]

吉野作造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正民主运动的著名理论家，早年留学欧洲。吉野在1914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发表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根据在欧美各国的见闻，评价了民众的势力，论断了在日本实行“民众政治”的可能性。这时正值第三次桂内阁因护宪运动而垮台不久，也是护宪运动因西门子事件[16]而再度高涨的前夜。

1915年6月，吉野作造在《欧美现状的发达及其现状》一文中，首次将自己的思想概括为“民本主义”。他指出：“我主张近代政治的理想，在于保证最高最理想政治价值之最大限度的实现。因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重视民众的意向，所以我赋予其以民本主义之称谓。”[17]

1916年1月，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文《论宪政之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之途径》，在这篇文章中，吉野集中地论述了“宪政”及作为宪政精神基础的民本主义及议会政治等问题。可以说，这篇论文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经典之作，也是吉野作造的有关民本主义理念之集大成。在这篇文章中，吉野所说的民本主义，就是要重视“法理上的主权在宪法中是属于天皇的”这一日本的特殊性，要通过人民在政治上实现“德谟克拉西”来完成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所以，按照吉野的见解，“德谟克拉西”的含义与主权在法理上属于人民的民主主义是一样的，即政策取决于“一般民众的意向”，政治的目的是“为一般民众谋福利”。[18]此外，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一战后，面对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吉野作造对自己的“民本主义”理论体系也做过策略上的调整，使其更加注重实际内容。

吉野在1919年2月号的《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扩大选举权问题》，为普选运动提供了理论，并于4月修订出版了《普选论》一书。学生和工人根据吉野的理论展开了普选运动，使1919至1920年出现了民本主义时期。

吉野作造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思想中的民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国家在法理上属于人民”；其二是“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吉野将第一种含义命名为民主主义。吉野认为这种民主主义在日本是难以通行的，而民本主义则可通行。在称谓上，二者虽然很相近，但由于民本主义回避了民主主义与君主主义在法理上的冲突，所以客观上缓和了两种政治派别的对立，为改革专制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吉野认为，平民主义主张平民与贵族对立，民主主义主张主权在民，都不适用于君主国日本，而只有他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才适合日本的国情。所谓民本主义，吉野认为就是“政治上行使主权的基本目标在于人民”，即国家活动的目标在于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以及决定政策的依据是民众的意向。在不否定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宪法应具有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议院等内容。指出在由封建特权阶层掌权的国度里，虽为世界形势所迫公布了宪法，但未能实行宪法应有的基本原则，也不能用立宪思想来解释宪法。因此，吉野主张改善议会政治，由人民监督议员，由议会监督政府，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建立政党内阁和实行普选制。吉野的民本主义属于合理的改良类型，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专制统治，延续了护宪运动的传统，受到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市民的广泛支持。

吉野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尊重一般民众之利益与意向”的“民本主义”，而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形态，则要求由“两大政党对立”而形成“政党内阁制”。吉野的主张以“一般民众之利益”作为政治理念的中心，得到了平民百姓特别是学生的共鸣，也得到了以“政党内阁制”为理想的政治形态的政党的支持。吉野从正面向官僚军阀的政治统治挑战的政论，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划时代意义。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整体政治思潮中居于主流地位。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很快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由于他的思想代表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民本主义”思想能够团结民众。由于“民本主义”巧妙地回避了“国家主权所在”的问题，因而能避免与天皇制及明治宪法的正面冲突，其主张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所以“民本主义”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实效。就“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及作用而言，在战前日本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要求也为二战后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战前基础。

吉野作造以基督教博爱主义及人道主义精神来观察社会问题，以“民本主义”儒学概念来嫁接西方民主原理与现行政治体制。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以自己的思想言论指导大正民主运动，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与同一性。他以舆论参政和舆论干政的方式关注政体改革，从而引导国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吉野作造通过报刊、杂志及“演说会”向广大民众宣传自己的思想。他创办或直接参与的思想团体有黎明会（1918年2月）、东大新人会（1918年12月5日）及全国学生促进普选同盟（1919年2月11日）等。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所领导的大正民主运动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继续，又超越了自由民权运动。因为大正民主运动是推动欧美政体模式在日本真正实践的历史过程，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吉野作造始终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与政界保持着距离。他以“民本”理念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并认为“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可以两立。他的参与意识、对信念的执著、观察问题的敏锐及其独立性，构成了其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

但是，吉田作造的民本主义，即使在他的《论宪政之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之途径》一文中，也没有回答在法理上主权属于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回避了作为主权论最大课题的“主权是属于人民还是君主”这一问题。正如上杉慎吉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这篇论文，是想通过君主亲政来完成民本主义”。[19]

在吉田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大杉荣和荒畑寒村等社会主义者，在1915年10月再次出版了《近代思想》，堺利彦也于1915年9月创刊了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机关报”的《新社会》。

但是，1916年1月，山川均打破了6年的沉默来到东京，加入卖文社，参与编辑《新社会》。他在1917年3月号的《新社会》上发表了题为《建于沙滩上的民主（评大山郁夫的民本主义）》的论文，此后至1919年共发表论文十余篇，对以吉野作造为中心的民主论展开了批判。山川均指出，吉野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是“以现行宪法为永久既定之事实，并由此出发的”。山川均认为：“不承认人民是最后的主权者的所谓‘来自人民并为了人民的政治’，虽然有可能是君主恩赐给人民的善政，但绝不可能是人民的主张。”[20]

“大正德谟克拉西”在第一次护宪运动发生前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发表了《宪法讲话》一文，用“国家法人说”的理论对《明治宪法》做出了新的解释。他反对当时通行的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论”观点，认为一国主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天皇，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其权力的行使须依据内阁的意见，内阁则须对议会负责，议会是直接以宪法为根据的国民代表机关。美浓部达吉在这里是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说，解释专制主义宪法，旨在肯定、扩大议会的权能，提高立宪政治的地位。结果，美浓部的这种“天皇机关说”取代了“天皇主权说”，风行一时。1920年代天皇机关说得到公认，美浓部“君民共治”的主张，得到广泛共鸣，成为大正民主运动及政党政治的理论根据。

大正时期，作为知识分子与民众相接触的手段之一，更多地依赖大学和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来完成启发民众的任务。如自1918年起，日本的出版业迅速发展，到1920年左右出现**。1920年初，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等人创办《我们》《改造》《解放》等杂志，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也在此前发行了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这些杂志与历史悠久的《中央公论》《东洋经济新报》等杂志一起，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发挥了启蒙作用。《改造》《解放》等左派杂志在20多岁的青年、学生中间影响最大，而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中央公论》则受三四十岁的人青睐。

据内务省1922年5月调查的有关《最近出版物的倾向与取缔状况》记载，每月出版4次以上的报纸与每月出版3次以下的杂志的增加状况，报纸为1915年600种，1917年666种，1918年798种，1920年840种，1922年908种；杂志为1915年1040种，1918年1442种，1919年1751种，1920年1862种，1922年2236种；（主要论及思想及劳动问题的）单行本为1917年21种，1918年49种，1919年190种，1920年220种。[21]这既反映了大正时期文化思想的活跃，也是政治民主化成果的一个标志。

长谷川如是闲、三浦一銕太郎、石桥湛山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杂志展开了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军国主义的活动，特别是石桥湛山，长期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侵略中国的立场，发表了许多文章。石桥湛山所主持的《东洋经济新报》，就日本的内外政策发表过一系列主张：诸如政治上实行普选制、经济上实行自由开放、国防上实行小军备主义、教育上废除官学特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