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相比，日本是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部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在政治领域，军队占有特殊的地位，军事部门自成体系，直属天皇；军队的有关作战、军令事项，行政部门不得干涉；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官充任并有“帷幄上奏”权，还可以操纵内阁，左右国政。因此，日本的国家机器必然在军部的把持下对人民实行军国主义的统治。

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国民的头脑；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内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压制民众的觉醒，对外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朝着强化反动体制的方向越走越远。

与此同时，和藩阀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及军部对立的中间势力也在成长。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推行的以增税和扩军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政策，迎合了特权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违背了一般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对此，非特权资产阶级与中间阶层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加以抵抗。

明治末期，日本小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分子建立了普选联合会，提出《普选请愿书》。代表地方非财阀资本利益的“商业会议所联合会”曾领导过全国性的反对增税运动。随后出现了反对纺织品消费税运动和反对营业税运动。这些运动都反映了非特权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

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政治上亟需实现普选，知识分子和市民也有如此要求。1910年以商业会议所为基础选出的议员，和三菱系统的宪政本党联合成立立宪国民党，掀起了反政府运动。与此同时，国会议员连续3年向众议院提出《男子选举法》，这一议案也集中反映了非特权资产阶级和城市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参加选举的政治要求。该议案受到政党内新生政治势力议员的支持，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众议院通过的这一“普选法”在贵族院被否决。这说明在政党内，与藩阀官僚和垄断资产阶级相勾结的一派与代表非特权资产阶级以及中间阶层的新生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

第三届桂太郎内阁的成立，成为大规模“护宪运动”的契机。早在桂内阁成立之前，政友、国民两党的中坚、少壮派议员和新闻记者就成立了以“打破阀族，拥护宪政”为目的的宪政拥护会。此后，“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开来，形成了空前的政治风潮。

在这种形势下，桂太郎企图组织自己的政党以维持政权。他依靠三菱财阀的援助，收买一部分国民党成员，成立了一个由90余人组成的立宪同志会。在1913年2月的国会上，政友会、国民党两个政党连续两次联合提出了内阁不信任案。桂太郎试图解散众议院，舆论哗然，数万群众包围国会。愤怒的群众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袭击官方报馆26家，放火烧毁警察派出所48处，破坏38处，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暴动，并波及到大阪、神户、广岛等地。[6]在任仅53天的第三届桂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这就是第一次护宪运动。

表1.1 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年表[7]

第一次护宪运动是“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初期，人民群众第一次提出既定政治目标而行动，并最终打倒内阁的最重大历史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次运动提出了“打破藩阀、拥护宪政”的口号，是一次以打倒绝对主义专制政治，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为目标的民主运动。具体内容虽然只局限于反对军阀专权（废除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反对诏敕政策），即批判无视议会的绝对专制，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改革。

护宪运动的主体，尤其是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是没有组织的城市下层民众，而不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以一般采取比较过激的暴动形态，但也并非肆意而为的无组织行为。新闻杂志等舆论界、政党的院外团体以及基层组织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政党的非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家组成的“宪政拥护会”发挥了一定的统一领导作用。

此后，普选运动从未间断，但其范围只局限在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者中间，尚未形成群众运动。“米**”之后，普选运动才形成了以工人为首的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运动。

1919年2月11日，为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全国学生同盟2000余人在东京举行“普选游行”，3月1日，在日比谷公园召开促进普选国民大会，与会民众达5万余人，1万人到国会议事堂游行，宣告“民本主义是时代的潮流，君民共治必须真正彻底”，出现普选运动的第一次高涨。《东洋经济新报》在《日本最早的大示威运动》的社论中指出“这次一般群众的政治示威”，“在我国政治运动抑或一般社会运动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8]

正因为如此，1919年12月12日，在东京召开了全国普选大会，会议口号是“获得选举权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翌年1月31日，以普选期成同盟会为首的42团体成立了“全国普选期成联合会”。2月10日，全国劳动者团体联盟主持召开普选演讲会，11日，普选期成同盟会主持的普选促进大会和普选期成治警废除关东劳动同盟主持召开争取参政权民政大会，约3万多人参加了示威游行。新妇女协会也提出了妇女参政权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议会，把普选问题列为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在野的宪政会、国民党、新政会以及无所属团体“普选实行会”，都分别提交了选举法修正案。这也是大正时期第一个普选法案。

修正案要求废除纳税资格规定，但是，执政的政友会反对这一普选修正案。因为政友会的地盘是农村的自耕农，而这些自耕农的大部分人符合上届议会通过的“纳税3日元以上者”的条件，如果废除了这一纳税资格规定，新增加的选民大都是作为宪政会基础的城市市民，这显然是对政友会不利而对宪政会有利。首相原敬出于对本党利益的考虑，也反对这一方案，并以此为借口解散议会。在1920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政友会以279议席的绝对多数获胜。

1921年11月4日，原敬首相遇刺身亡，日本政党政治夭折。加藤友三郎组阁伊始，新闻记者便与在野党联合，召开拥护宪政大会，要求实行普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各地出现了普选团体，继续向议会提出普选法案。加藤内阁被迫设置普选调查会，开始作实施普选的准备。

1923年8月，加藤内阁总辞职。藩阀、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山本内阁趁关东大地震之机，一方面公布了《维持治安惩罚条例》，推行进一步强化镇压体制的治安立法，一方面采取一些诸如实行普选、允许日本工会组织向国际劳工会议派代表等改良政策，其目的是防止阶级斗争激化、孤立社会主义、调和藩阀官僚与政党的对立，谋求建立新的统治体制。

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以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为目标的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1月2日，即天皇指令清浦组阁的那一天，东京、大阪的15家报社代表集会，宣告“我们希望组织立即实行普选的内阁”。[9]随后，1月18日，政友会的高桥是清、宪政会的加藤高明和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这三个政党领袖举行会谈，成立了护宪三派联合阵线。20日，三派协议会制定行动纲领：“确立政党内阁”“否认清浦内阁”“制止特权势力的专横”“采取统一行动”等。他们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召开了拥护宪政国民大会，提出“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改革贵族院和枢密院”等口号。

护宪三派联合后，1924年1月末议会解散，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选举战。选举战开始以后，各政党之间互相攻击的态势愈演愈烈。宪政会于2月2日就解散议会问题发表声明，指出“贵族院内阁违反宪法精神”，“将会引起可怕的阶级斗争”。清浦首相在2月12日召开的地方官会议上说，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形成的护宪三派的言行，是“煽动阶级斗争，滋生社会纠纷”。[10]

对大多数选民来说，是希望实行政党内阁与普选。护宪三派的候选人采取“联合作战”的方式，与政府派和政友本党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结果大获全胜。5月10日，宪政会由解散时的103席激增至151席，成为第二大党，政友会100席，革新俱乐部30席。护宪三派在第15届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464个议席中的282个议席，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而支持清浦内阁的政友本党只占116席。[11]失败了的清浦内阁6月7日总辞职，为护宪三派成立政党内阁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新形势下，元老西园寺公望把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作为下届内阁首相推荐给天皇。6月9日，第一大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受命组阁。11日，加藤首相成立了由护宪三派组成的护宪内阁。

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之前的打倒清浦内阁的运动，就是第二次护宪运动。与第一次护宪运动相比，这次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运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第一次仅仅主张改革文官任用令和军部大臣武官制，而这次运动明确提出了建立政党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的要求。作为民主运动，这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运动领导者也有所变化。第一次运动是由自由主义记者和政党人士组成的宪政拥护会掌握领导权，带有一定的民众自发性；这次则完全由护宪三派掌握领导权；第三，运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运动时，群众包围议会，甚至实行暴动，迫使内阁辞职。而在这次运动中，护宪三派尽量抑制群众运动，甚至避开议会内斗争。结果群众没有单独提出要求，完全被护宪三派所控制和利用。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使第二次护宪运动必然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是，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从此日本出现了日本式政党内阁，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