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权运动虽遭受挫折，但为运动的再度兴起创造了条件。1884年，政府为了确保克服通货膨胀以及扩张军备的财政资金，颁布了《地税条例》。这项条例废除了在地税改革时规定将3%的地税率（1877年减为2.5%）减轻至1%的条款，还废除了第6年将修改地价（第6年即1880年，届期又后延5年）的条款，使地税率永远固定为现行地价的2.5%。许多在通货紧缩过程中因负债而丧失土地的豪农和自耕农强烈要求减轻地税，准备发动新的运动。城市中的学生则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要求减轻地税的农民和感觉敏锐的学生，寄希望于1890年即将开设的国会，开始发挥新的活力。

自由党解散后，其系统内部成员于1886年10月召开了全国有志者恳谈会，会上各派摈弃前嫌，以“求大同存小异”为宗旨，号召各派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的反政府运动，其目的在于重建已遭挫折的自由民权体制，把政府即将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1887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言论自由”“减轻地税”“刷新外交”等三件大事为中心的建议运动，使自由民权运动大有复兴之势。

1887年5月，民权派在大阪召开全国志士恳亲大会，与会者203人，板垣退助也从高知前来参加会议。同年10月，原自由党领袖后藤象二郎组织了“丁亥俱乐部”，号召旧自由党和改进党进行“大同团结”，逐渐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对此，明治政府于1887年12月26日公布了《保安条例》，以“阴谋内乱”“妨碍治安”等罪名，把片冈健吉、中江兆民等570名民间政治活动家逐出东京，片冈健吉等15人被判刑。与此同时，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采取了分化政策。首相伊藤博文给原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副总理后藤象二郎和原改进党总理大隈重信叙伯爵，让他们加入华族。他们三人先后同意受爵。翌年2月，大隈重信入阁出任外相，大同团结运动逐渐分裂。不久，后藤象二郎也加入黑田清隆内阁（1888.4.30—1889.10.25）。后藤象二郎入阁后，日本政党完全陷入小党分立状态。大同团结运动分裂为大同俱乐部和大同协和会，前者集中于关东，后者分散于全国各地。明治初年以来的民主运动由此转入低潮。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明治宪法。颁布宪法的敕语声称：“帝国议会以明治二十三年（即1890年）召集之。”但是，一手制定宪法的政府却对议会采取所谓的“超然主义”。宪法公布后的第二天，即1889年2月12日，黑田清隆首相在地方官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称：“政府必须常取一定之方向，超然于政党之外，立足于至公至正之道。”[12]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依靠“操纵政党”来维持超然主义是可能的。

1890年1月3日，板垣退助发表宗旨书，呼吁组织当年标志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爱国公党。原自由党左派的大同协和会迅速于1月21日成立自由党。4月，立宪改进党召开大会，九州同志会倡议召开了九州同志联合会。5月，大同俱乐部举行爱国公党成立大会，大同、爱国、自由三派决定了大联合的方针。7月1日，首次举行众议院议员大选，反政府派获得胜利。反政府的大同团结派（大同俱乐部、爱国公党、自由党）、立宪改进党、九州同志会在300个议席中获得174席，超过了半数。

但是，这种多党林立的状况无助于政党政治的健全发展，因此，大同俱乐部、爱国公党和自由党三派拉拢九州同志会，于1890年9月15日成立了立宪自由党。帝国议会开幕时，众议院共有300个议席，其中立宪自由党拥有议员130人（占43%），立宪改进党拥有议员40人（占13%），两党占据了多数席位。[13]这是战前明治中期日本政党再生的开端。

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看到自由、改进两个民党[14]取得了占议席半数以上的胜利后深感不安，他迅速修改了前首相黑田清隆首倡的“超然主义”，提出“三分鼎立之策”。所谓三分鼎立之策就是不让一个政党掌握绝对多数，力图使两个政党相互对立而又保持平衡，同时在平衡的两大政党中间介入御用政党，用以操纵议会。于是他授意无所属议员于1890年9月成立“大成会”（政府派），大成会拥有79名议员（占26%），与自由党和改进党形成三党鼎立之势。从此以后，日本国内政争迭起，政府多次解散众议院，企图消灭民党势力。后因中日甲午战起，国内政争暂息。

初期议会时代，民间的各党派与藩阀政府斗争，时而遭政府镇压，时而与政府妥协。尽管如此，政府仍不得不正视其存在，并终于确定了政党内阁制。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进入所谓明治三十年代时，各政党再度重组，成为不容政府忽视的政治力量。

1896年3月，大隈重信把立宪改进党与许多小政党合并，组成进步党，并自任党首。1897年12月，自由、进步两党联合其他党派，反对第二届松方正义内阁（1896.9.18—1898.1.12）提出的增征地税方案，并迫使松方内阁辞职。

松方内阁之后，伊藤博文组成第三届内阁（1898.1.12—1898.6.30）。为成立“举国一致”内阁，伊藤同自由、进步两党谈判，但因两党要求过高没有达成协议，于是组成所谓“超然内阁”。在1898年3月15日的第五次大选中，拒绝与伊藤博文内阁合作的自由、进步两党，在300个议席中取得了189个议席（自由党98席、进步党9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在6月1日，自由、进步两党以247票对27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增征地税案》。政党的这一行动，给伊藤内阁以极大冲击。伊藤内阁虽解散了议会，但并没有在大选中获胜的希望，伊藤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党就不可能与议会的在野党相对抗，于是他下决心组织政党。伊藤的组党计划虽得到藏相井上馨和财界要人涩泽荣一等人的支持，但遭到山县有朋等人的极力反对。在6月24日的元老会议上，伊藤和山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伊藤：既然自由、进步两党联合起来，形同一大敌国出现在我们面前，政府亦只有组建一大政党与之对抗，以便在今后运营议会政治。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亲自联合有识之士和实业家建立一个政党，并率这个党在议会政坛上同反对党堂堂正正地战斗。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山县：议院制度伴以政党，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但身居首相的现职而去联合同志建立一个政党，则不可。这将进一步激起官民的攻击，决不能说是上策。又，政府对任何一个政党均应以公平为本义，而如有首相直接参加的友党，则不能在政党之间保持光明正大的态度。首相自身组建政党一事，无论从道理来讲，还是从政策来看，都是不可以的。故我不能同意。

伊藤：我的决心已定。如果在现职上组建政党不可，我甘愿辞去首相之职。

山县：即使辞掉现职去组党，我也不能保持沉默。要知道阁下处于元老的地位，而元老不是负有经常向陛下就重要的国务进谏的责任吗！一位元老主持自己的政党，他就要立即失去不偏不倚的地位。

伊藤（有点厉声厉色）：首相不行，辞去现职也不行，这就是绝对不准我组党。我万不得已，只有拜辞一切官职和勋爵，以一个在野的伊藤博文的身份去组党。以一个在野的人士行动，就不必去参加元老会议了。

山县：阁下的政党组织将要启政党内阁之端。但政党内阁制不是违反我国的国体，有悖钦定宪法的精神，堕入民主政治吗！阁下，你为什么要与党徒鼠辈为伍，作出这种奇怪的反常举动呢？

伊藤：议论政党内阁的可否，只是枝叶末节，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有助于皇国的发展前途。盖山县君与我对于宪政的根本看法有所不同，又何谈其他！我只能遵这个信念前进而讲求报答君国之道。（再换句话说）我已经决心辞职，请大家讨论后继内阁问题吧。依我之见，奏请圣上命令在议会中拥有大多数议员的新党的领袖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组阁，是符合宪政的本义的。[15]

伊藤因组建新党受阻而辞职，元老中又没有人肯出来组阁，所以推荐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出来组阁。对这一从天而降的政权，大隈惊喜不已，表示“领会尊意”。而板垣则说：“我真感到意外，而且深知自己不是这种材料。”[16]大隈和板垣向伊藤表示愿意接受大命。而山县有朋则表示：“本朝政海发生一大变动，明治政府终于被人攻陷了。……败军之将没有必要再谈兵了，我只有引退，别无他途。”[17]

1898年6月23日，自由、进步两党合并组成宪政党。30日，宪政党“隈板内阁”（1898.6.30—1898.10.31）成立，进步党的大隈重信任首相，原自由党的板垣退助任内务相。宪政党在日本组成了首次政党内阁，它比1920年代的政党内阁还更加清一色。在8月的大选中，宪政党在众议院获得260个议席（占87%）。

但是，由于“隈板内阁”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而很快引起内讧，于1898年10月31日倒台，仅仅维持了124天。宪政党亦分裂为宪政本党（旧进步党派）和（新）宪政党（旧自由党派）。

1898年11月8日，继宪政党内阁之后成立了以山县有朋为首的第二次山县内阁（1898.11.8—1900.10.19）。山县一向极力反对政党政治，上台后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和分化瓦解政党及政党背后正在兴起的工人农民运动的对策。例如，对原属改进党一派的宪政本党（1898年11月3日成立）和原属自由党一派的（新）宪政党（1898年10月29日成立）采取“中间突破之策”，以使二者分离，然后对“宪政党加以扶植，使之成为我将来使用之利器”。但必须注意，“此类事情既不能口吐片言只语，亦不可互通消息，只可暗中彼向我送秋波，我亦报彼以青睐”。[18]山县千方百计拉拢宪政党以板垣为首的主要领导人，处处给他们高规格待遇，使他们感到“当议员的尊贵”。这一手确实见效，山县内阁的内外政策很快得到了宪政党的支持。11月30日，山县首相设宴招待宪政党议员，声明与宪政党进行“肝胆相照”的合作。但是，为了防止宪政党的“猎官”要求，山县内阁又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政党势力向官僚军事机构渗透的立法措施。1898年3月，山县内阁为阻止政党猎官，修改了《文官任职令》，宪政党对此大为不满。

政权虽暂时落入厌恶政党的山县有朋之手，但自从宪政党内阁成立后，一般藩军阀官僚就认识到单靠藩军阀官僚势力并非万全之策，因此便群起从事政党活动。其中最积极、并且最先组织政党的便是伊藤博文。伊藤曾于1898年7月起考察了朝鲜和中国。是年11月回国后，为实现组织政党的夙愿，亲赴各地游说，宣传政党在立宪政治中的重要性。

原敬当时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他从7月下旬开始同伊藤博文接触，伊藤希望他出山，委托他办理与组建新党有关的一切事宜，并暗示将来请他入阁。

伊藤的新政党——政友会于1900年9月15日成立，政友会设总裁1人、总务委员若干人、干事长1人和干事若干人，实行总裁专制，伊藤自任总裁。新党的核心成员是，伊藤周围的官财界人士（非议会议员）和议员152人，原宪政党党员111人，原宪政本党党员9人，原其他小会派人士32人，可以说是一个政界大联合政党。

为什么起名“政友会”而不称“党”，伊藤博文的解释是：“第一，改变以往的以党为名，此次断然取名为‘政友会’，把中央组织改变为俱乐部，各地也设支部性的俱乐部。……废除以党为名，不外乎是避遭官界或实业界的厌恶，使人们易于加入的一种手段。”[19]

伊藤组织政党，并不是为了开辟走向政党内阁和政党政治的道路。所以，称“会”而不称“党”，是伊藤想把政友会的组织原则与民党严加区别，使它成为俱乐部组织而不是党的组织，目的是“组织一个标榜天皇主义大义的大政党，压倒自由民权主义的党派”。

伊藤规定入党对象为：1.无党派现任议员；2.无党派前任议员；3.市长、市长助理、市参议会会员以及市会议员（自由、进步两党党员除外）；4.商业会议所会长、副会长；5.各大公司经理（资本金额在5万日元以上者）；6.巨额纳税者（自由、进步两党党员除外）；7.府县议会议员（自由、进步两党除外）；8.律师；9.银行行长（资本额在10万日元以上者）；10.其他各府县名流。总之，伊藤是要把民党排除在外，以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乡绅为支柱，建立起政友会。

但是，在政友会成立之前的9月13日，宪政党召开解散大会，决定并入政友会。由于宪政党的并入，伊藤博文所设想的政友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政友会内包含了民党，不久便从“俱乐部”开始走向政党化。加速这一步伐的则是政友会成立后立即入党的原敬。原敬入党后不久即担任总务委员兼干事长。

1900年8月，政友会创立委员会成立后，山县首相便要提出辞职，推荐伊藤继任。当时伊藤还不想立即组阁，但党内原敬等人希望早日组阁，认为掌握政权有利于扩大党势。于是，10月19日，伊藤博文成立了第四届伊藤内阁（1900.10.19—1901.5.10），即第一届政友会内阁，这也是日本政治史上的第二次政党内阁。从此，政党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播下了日后大正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种子。

政友会成立之后，日本政党势力虽然日益壮大，但尚不能打倒藩阀势力，于是出现藩阀和政党相互妥协、轮流执政的局面。1901年5月2日，伊藤政友会内阁因内部意见分歧而辞职。6月，由长州军阀桂太郎组阁，成立第一届桂内阁（1901.6.2—1906.1.7）。但因政友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议席，仍可左右内阁。在1902年8月的大选中，政友会在376个议席中获得191席，宪政本党获得95席，帝国党获得17席。在1903年3月1日的大选中，政友会得175席（占47%），宪政本党得85席（占23%），帝国党得17席（占5%）。[20]政友会在议会的席位过半数或将近过半数，如再加上宪政本党，则在野党已占压倒多数。因此，作为藩阀官僚的桂太郎也不得不与昔日之敌的政友会合作。

但是，作为在野党的政友会，在党的运作上处于两难境地。因为伊藤当初成立政友会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能使国政运作顺利的“模范政府党”，而如今下野后的政友会，为了重新获得政权，必须时时寻找倒阁的机会。为此，政友会内出现主张倒阁的强硬派和支持政府的温和派之争，总裁伊藤属于后者。1903年4月中旬，政友会内部发生了反对总裁专制的“大阪造反”。在3月大选中当选的数十名议员，为出席大阪的国内博览会开幕式汇集于京都、大阪、神户时，以政友会有志者总代表的名义提出了改革党制的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党务工作人员全部公选；二、总务委员人数减为3人；三、重要问题均应众议决定。”

此后，政友会出现分裂迹象，从中央到地方，在6、7两个月内退会者达一千余人。其中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几乎全部退会，各地支部纷纷解散或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伊藤辞去政友会总裁之职，改任枢密院议长。随后，西园寺公望接任政友会总裁。伊藤自己本来不想辞去总裁职务，而且打算接替下届政权。政友会干部虽对伊藤不满，但也无意把他赶走。伊藤被迫辞去总裁之职，是桂太郎、山县有朋和伊东巳代治共同策划的。

伊藤下台后，政友会的首脑是西园寺公望、松田正久和原敬三人，被称为“三位一体”。他们三人在阅历和性格方面均有极大差异：西园寺出身名门，但对政权和荣爵淡泊，也不关心党务；松田原是佐贺藩士，是自由民权运动九州派的领袖，老奸巨猾，办事圆通，善于协调；原敬是南部藩士，是反藩阀的官僚，为人冷酷，办事干练。政友会的“三位一体”虽有倾轧，但能各自发挥作用，维持内部的统一。领导体制的这种安定，是同桂内阁维持合作关系的前提条件，而只有维持与桂的合作关系，才能使党内的领导体制稳定。[21]

政友会与桂内阁的合作，是以政友会与山县、官僚派的激烈对立为前提的。以这一对立为前提的政友会与桂内阁的合作史称“桂园提携”。“桂园提携”是通过政友会压制党内强硬派，支持桂内阁；而桂则在山县、贵族院（官僚派地盘）、官僚、陆军与政友会内阁之间进行斡旋，才得以成立和持续下去的。

1906年1月，桂太郎将政权交给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第一届西园寺内阁（1906.1.7—1908.7.14）成立，这是政友会组织的第二次内阁。1908年，西园寺内阁瓦解，桂太郎再次组阁（1908.7.14—1911.8.30），历时3年有余，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8月垮台，再由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阁（1911.8.30—1912.12.21），1912年（大正元年），又由第三届桂内阁（1912.12.21—1913.2.20）取而代之。这样，政党内阁与官僚内阁轮流执政，长达10余年之久，历史上称作“桂园时代”。

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部地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和藩阀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及军部对立的中间势力也在成长。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推行的以增税和扩张军备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政策，虽迎合了特权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违背了一般产业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产业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政治上急需实现普选，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也有同样要求。于是，1910年3月，以商业会议所为基础选出的议员和三菱系统的宪政本党联合组织了立宪国民党，掀起了反政府运动。1909年至1911年，一些议员连续3年向国会提出了普选案，第三次在众议院通过，但在贵族院被否决。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逝，大正天皇继位，日本历史进入大正时代。12月5日，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在军部逼迫下总辞职，第三届桂太郎内阁于12月21日成立。桂内阁一成立，即遭到各界强烈反对，“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呼声响遍全国，形成空前的政治风潮。这一运动得到了产业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特别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桂太郎企图组织自己的政党以维护政权。1月20日，桂太郎以预算案的印制延误为理由，令议会在1月21日至2月4日休会，并趁机发表了建立新党的备忘录。他说：“我的历次内阁已不知前后有多少次试图与既有政党磋商，以使国务的实施无阻，宪政的运作圆滑。但今洞察当前的时局，觉得决不能再重复这样做了。”[22]于是，他依靠三菱财团的援助，收买了一部分国民党党员，成立了“无所属团”，不久改称为“立宪同志会”（1913年2月7日成立），桂太郎自任委员长。

建立新党是桂太郎的夙愿，但同志会是在没有准备的条件下建立的，其结果反而招致政友会的反击和护宪运动的强化。由于政友、国民两党对桂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在任仅53天的第三届桂内阁便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于2月11日宣布总辞职。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垮台到第三届桂内阁崩溃，这一时期日本政治上出现剧烈动**，是为第一次护宪运动，又称“大正政变”。

通过护宪运动推翻第三次桂内阁的大正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的空前大乱。护宪运动由部分政治家、实业家和新闻界掀起，舆论界对桂内阁的批判，使全国性群众运动迅速高涨。在“桂园提携”的破裂、同志会的建立、政友会领导体制的动摇和内阁总辞职等连续发生的事件中，以宪政拥护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护宪运动结束，政权虽未落到政党手里，而由萨摩派海军元老山本权兵卫组阁，但第一届山本内阁（1913.2.20—1914.4.16）为稳定内阁基础只好拉拢政友会支持。山本内阁于1913年2月20日成立，政友会成为山本内阁的友党，并有3人入阁。但山本内阁遭到以山县有朋为中心的陆军派反对，加之同志会和国民党等党派在国会上对山本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终于于1914年（大正三年）3月24日总辞职。

山本内阁倒台后，遴选首相一事一再搁浅，大山岩、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元老级人物均称病不肯出面组阁。于是，山县有朋力荐大隈重信组阁。大隈重信以立宪同志会为基础，于1914年4月16日组成第二次大隈内阁（1914.4.16—1916.10.9）。因内阁实权由三菱财团的快婿立宪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外相所掌握，因此第二次大隈内阁又被称为“三菱内阁”。

大隈内阁任期中，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对日本来说可谓“天佑”。元老井上馨在写给山县和大隈的信中写道：

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以举国一致的团结来享受这个天佑。……大正新政的发展，将为日本参与此次世界大祸乱的解决，与欧美列强并行提携，世界问题不能将日本置之度外奠定基础，从而必定从根本上一扫欧美近年来动辄欲使日本孤立的趋势。[23]

大隈内阁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除了向德国宣战并占领德国在华的租借地胶州湾外，更乘袁世凯欲行帝制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这种明目张胆的对外侵略行径，竟发生在素以政党政治为务的第二次大隈内阁时代。可见当时的所谓政党内阁，实际上不过是藩军阀乃至财阀的傀儡工具而已。

大隈内阁于1915年10月4日在贵族院和在野党的迫使下垮台。大隈力荐加藤高明出任首相，遭到山县有朋的极力反对。在山县的举荐下，10月9日成立了以长州军阀嫡系寺内正毅为首相的“超然内阁”（1916.10.9—1918.9.29）——没有政党成员入阁，但实际上政友会色彩很浓厚。内阁成立翌日，立宪同志会拉拢中正会和公友俱乐部的部分成员组成了以加藤高明为总裁的宪政会，形成了拥有议员197名的政党。

1916年12月末，第38届议会开幕，1917年1月25日解散众议院，4月举行大选，结果是：政友会得159席（占42%），宪政会得120席（31%），国民党得36席（9%），政府派（中立派）得54席（14%）。政友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出口额1919年比1913年增加2.8倍，进口额同期增加2.1倍，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由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这一时期，第一产业人口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增加。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的比重由64.3%减至52.8%，实现了“农民占五成的社会”。1913年，1万人以下的町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4.2%，1920年减少到62%，而此间1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2.5%增加到19.5%。[24]

寺内内阁因1918年8月发生“米**”事件而垮台。寺内内阁下台后，于同年9月29日由政友会总裁原敬出面组阁。原敬内阁（1918.9.29—1921.11.4）是在“米**”群众运动的有力冲击以及“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响下建立的。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的内阁取代了以军阀寺内正毅为首的内阁，内阁成员除陆海两相外均起用政友会党员，这是日本首次出现的“纯政党内阁”。

原敬是一个没有爵位的平民出身的政党人士，有“平民宰相”之称。但其内阁并不一定代表平民利益，只是采取了一些拉拢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措施：如振兴实业；改善教育；改殖民地长官的武官专任制为文武官并用制；修改选举法，降低财产资格限制等。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招致了右翼势力的嫉妒。1921年11月，原敬被一“国家主义”青年刺死，从而结束了3年有余的原敬内阁政权。

原敬死后，由藏相高桥是清出任政友会总裁和内阁首相，成立高桥内阁（1921.11.13—1922.6.12），全部阁僚留任。但由于高桥内阁声誉不佳，政权又落到军阀官僚手里。1922年6月，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在政友会的支持下组成加藤内阁（1922.6.12—1923.8.24），1923年8月加藤死于任内。随后，山本权兵卫第二次组阁（1923.9.2—1924.1.7）并兼任外相，山本内阁成立后，政友会和宪政会内都掀起了党内改革运动，并一度酝酿两党合并或提携，以便两党联合组阁，但终因权力分配不均而未果。

山本内阁上台伊始，正好赶上关东大地震，东京一带遭受毁灭性破坏，死伤达20余万人。地震对日本经济、政治及社会都带来极大影响，加之不久又因发生虎门事件，[25]上台仅4个多月的山本内阁于1923年12月27日总辞职。12月30日，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受命组阁。1924年1月7日，清浦奎吾内阁（1924.1.7—1924.6.11）成立，但清浦内阁也是昙花一现，不到半年即偃旗息鼓。这些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军阀官僚统治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对抗，是对政党政治的反动。

从1918年9月原敬内阁建立到1932年（昭和七年）5月犬养毅内阁瓦解为止，共13届内阁中，其间虽出现过加藤、山本、清浦等军阀官僚政治，但在以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为目标的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推动下，也出现了日本式政党内阁。1924年5月10日即清浦内阁期间，护宪三派（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在第15届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284席（其中宪政会从103席增至154席，成为第一大党），从而为清浦内阁下台，成立拥宪三派政党内阁铺平了道路。1924年6月11日，议会第一大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奉命成立护宪三派联合内阁（1924.6.11—1925.8.2）。该内阁除陆、海、外三相外，各大臣都由政党出身的人士担任。这样，政党内阁取代了军阀官僚内阁，直到1932年5月犬养毅内阁为止，一直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政友会和民政党（1927年6月1日由宪政会和政友本党合并而成）轮流执政。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政党政治较为健全的时期，至少政党在日本国家政治中的发言权较具分量，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作政党内阁时期或议会政治时期。这是日本政党凭借自己的力量，争得国会内多数议席而获取政权的最初纪录，也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

护宪三派内阁上台后，提出“整顿行政和财政”“严肃纲纪”“坚决实行普选”的三大政纲，以及“改革贵族院”的奋斗目标，试图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其中首要任务是实行普选制。经过执政党的多次协商，于11月6日确定了普选方案，但是该方案在枢密院、众议院和贵族院审议时都遇到阻力，到3月底才获得通过。

应该指出，在政党政治的背后，政党的生存大都依赖于三井、三菱等大财阀的资金支持，因此，政府亦实行对大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战后，政党的生存大都依赖企业界的捐款，形成所谓权钱交易的“金权政治”。

护宪三派联合内阁由于政友会和宪政会在地税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崩溃。1925年8月，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宪政会内阁（1925.8.2—1926.1.28）成立（宪政会单独组阁）。1926年1月28日，因加藤患病去世，改由若槻礼次郎任宪政会总裁，30日组成第一届若槻内阁（1926.1.30—1927.4.20）。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6—1989）。1927年1日20日，政友会与政友本党联合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4月17日，第一届若槻内阁因金融危机而辞职。

政友会方面，1925年4月，总裁高桥是清引退，由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继任总裁。5月，由犬养毅领导的革新俱乐部（1922年11月8日成立）与政友会合并，犬养毅引退。12月，政友本党（1924年1月29日由政友会分裂出来）在是否同政友会联合的问题上发生分裂，联合论者脱党，1926年1月，以鸠山一郎为中心的脱党者组织了同交会，2月，同交会与政友会联合。在政友会大联合的促使下，宪政会与政友本党于1927年6月1日合并成立了“立宪民政党”，由滨口雄幸出任总裁。

日本自明治初期产生政党以来，由于民政党的出现而形成势力伯仲的两大政党，从而结束了以往的多党混乱局面。从此以后到侵华战争为止，日本政坛展开了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势力的相互角逐。

第一届若槻内阁下台后，1927年4月20日，由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成立田中内阁（1927.4.20—1929.7.2）。田中兼任外相，展开了与前任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币原外交”不同的“田中外交”，推行了明目张胆的对华侵略政策。由于对华政策的失败，田中内阁于1929年7月2日倒台，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阁，成立滨口内阁（1929.7.2—1931.4.14）。9月29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去世。10月12日，犬养毅就任政友会总裁。

民政党为了取得议会多数，在1930年1月21日解散议会，2月举行大选，结果是：民政党得273席，政友会获得174席，民政党取得压倒多数。滨口内阁实行紧缩财政、产业合理化等政策，并不顾军部等专制势力的反对，于1930年4月22日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

在野的政友会自犬养毅接任总裁后，一改田中义一内阁时代的保守政策，所以在舆论界的形象有所改善。它提出“产业立国”的政策，虽然批判民政党的紧缩政策，但在为实现“产业立国”而需要进行“裁军”这一点上与民政党却是一致的。因此，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上支持民政党政府的立场。

1930年是二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滨口民政党内阁是最高程度上的政党内阁，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缔结是这届内阁的最大功绩。[26]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国家主义团体以这一条约问题为转机而迅速集结起来，并开始激化。这股浊流不久便成为恐怖事件和政变计划的根源。狙击滨口首相事件就是其最初的表现。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遭右派分子狙击，身负重伤，币原外相临时代理首相，其间伤势一度好转，不久再次恶化。1931年4月13日，滨口辞职，不久死去，若槻就任民政党总裁。14日，第二次若槻内阁（1931.4.14—1931.12.13）成立。12月11日，若槻内阁辞职，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取而代之，犬养内阁（1931.12.13—1932.5.16）成立。1932年1月21日，众议院解散，2月20日举行大选，政友会获301席，民政党获146席。犬养首相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27]中遇刺身亡，铃木喜三郎就任政友会总裁。犬养内阁的垮台象征着战前政党政治的终结。

综上所述，从1924年6月11日第一届加藤高明护宪三派联合内阁成立时起，至1932年犬养内阁垮台，历时近8年，其间，宪政会与民政党内阁执政5年多，政友会内阁执政2年零9个月。这一时期，各政党在总裁选举的幕后充满着权力斗争，选举是党的上层领导人勾心斗角的结果。

在1920年代，日本各政党党章上虽然规定总裁实行公选原则，但由于政友会和同志会都是由藩阀领导人创立的，所以第一任总裁都是在选举之前就确定了。尔后的继承人，西园寺是由伊藤推举、原敬是由西园寺推举、加藤是由大隈推举而当上总裁的。后来的田中、犬养、滨口、若槻虽都是由大会公选，但不是经过投票，而是委托大会主席提名，或作出推戴提案，然后鼓掌通过。即便如此，在这样选举出来的总裁中，也只有政友会的犬养毅具有名副其实的党人经历，其他人都是官僚或贵族出身。

政党内阁的阁僚，也大都是非政党人士。从第一届若槻内阁到犬养内阁的52名阁僚（陆海军大臣除外）中，有16名是贵族院议员出身，21名是众议院议员出身，23名是官僚财界出身。[28]外务、内务、大藏这样的中枢阁僚，多数是官界出身的贵族院议员。党人阁僚多数是律师和新闻界人士出身，在内阁中居于次要地位。

在选举方面，1924年通过的《男子普选法》（25岁以上，中选举区制[29]，单记无记名投票）是从1928年（田中内阁时期）开始实施的。《普选法》规定，竞选时不得串户访问，限制选举运动人员的人数，限制开展口头和书面宣传的选举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司法省调查课在《选举犯罪研究》中报告说：“腐败已达到极点。……贿选组织如今变得像党支部一样到处活动……成立收买和组织候选人的后援会。……选举掮客一旦进入选举也大肆进行收买活动，各政党的支部令人感到简直就是贿选的参谋总部。现在说腐败已达到极点，亦并非言过其实。”[30]

各政党的当选人数，普选前后变化较大。政友会与宪政会或民政党（1924年含政友本党）占据投票总数的大半数和议席的大部分，这些政党普选前占80%，普选后增至90%。一般来说，城市选区的平均占有率比农村低。在六大城市，普选前是54%，普选后是75%。但比较而言，政友会和政友本党的得票率，六大城市低于全国平均数，而宪政会或民政党则六大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数。[31]

但是，从1928年“三·一五事件”对日本共产党的镇压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暗杀，从根本上宣告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终结。多少年来由政党苦心经营的第一大党执政的“宪政常道”至此崩溃，以后代之而起的是天皇制法西斯专制。

1930年代初期的日本，随着侵华战争的加紧和国内外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军队内部表现尤甚。军部势力以不同财阀势力为后台，分裂为“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实行**裸的军事独裁，因此对控制政府的“统制派”的“渐进”政策十分不满，企图排除统制派。

“五·一五事件”后，成立了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1932.5.26—1934.7.8）。斋藤毕业于海军兵学校，曾连任五届内阁海军大臣、两次出任朝鲜总督，积极推行扩张海军政策。

斋藤内阁时期，政友会方面，高桥是清出任大藏大臣，鸠山一郎出任文部大臣，三土忠造出任铁道大臣；民政党方面，山本达雄出任内务大臣，永井柳太郎出任拓务大臣。民政党虽然在1932年2月的大选（犬养内阁）中失败，但从组阁的情况看还不错；与此相反，获得300多个席位的政友会虽然在犬养之后安排铃木喜三郎担任总裁，但却没有掌握政权。

1933年秋，政友会反铃木派与民政党的一部分人开展了“政民联合运动”，目标是要重建政党内阁，也就是接替下届政权，这一举动虽未获成功，但反铃木派与民政党联手后开始在党内占上风。

1934年7月，在任两年的斋藤内阁垮台，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之组阁，冈田内阁（1934.7.8—1936.3.9）成立。民政党和政友会都有人入阁。但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为表示不与之合作的方针，将入阁的3名阁僚和其他十几名在内阁任政务次官的党员开除出党。这时的政友会已分裂为“强硬派”（铃木派）和“自重派”，而“自重派”占上风。“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恢复政党内阁已不可能，政友会在议会中的300个议席也是徒有其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