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多数政党，追根溯源，大都发端于战前。

1868年，明治政府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之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此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但是明治政府的改革很不彻底，保留了诸多封建和半封建因素。其中，大资产阶级、大寄生地主阶级与农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在这种社会矛盾背景下产生的。

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治政府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这些西方文明，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论等自由民主思想。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以板垣退助等人为代表，在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天赋人权思想为依据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

日本政党的发端，肇始于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明治七年）1月12日，由因倡议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四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以及从欧洲考察议院制度回国的小室信夫和古泽滋等组织了“爱国公党”，这是日本最先成立的政党。[1]

板垣退助等人之所以采用“公党”一词，是当时的士族自负以天下政治为己任，标榜与此前以争夺政权为目的的“私党”或“朋党”有所区别。严格说来，从当时的党员构成来看，因多属士族，所以爱国公党还不能算是“现代政党”，而属“名望家政党”的性质。正如欧美的政党是从“名望家政党”转化为“现代政党”那样，日本政党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名望家”士族阶层，是为了对抗掌握政权的政府而组织的一种政治性俱乐部，后来才发展为现代政党的形式。

爱国公党在宣告成立的《本誓》中发表了关于权利的宣言，强调说：“天之生斯民也，即赋以不可移易之通义权理。此通义权理，乃天所均赐人民者，不可以人力移夺者也。”指出“我国数百年以来，封建武断之制，以其民为奴隶之余弊，尚未全部消除”，“苟不由此改正，则欲扬我国威，富我国民，焉能得哉？”[2]爱国公党打算以“通义权理”为跳板，引导“奴隶”之“民”走向“爱君爱国之道”，成为“自主自由、独立不受压制之人民”。利用这样产生出来的国民力量，实现“扬我国威，富我国人”的富国强兵。

1月18日，爱国公党以8人的名义向左院提出《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建白书的宗旨是“鼓舞天下士气”，引导“驯服”的人民走向“维持、振兴天下之道”；要求设立“民选议院”作为人民参政的场所；制定“定律”（宪法），以确定以参政权为核心的“通义权理”，从而阻止“有司恣意横行”。这里所说的民选议院，“不外是整顿与完善原来由各藩推选议员的议院体制，试图扩大解释《五条誓文》的内容而已”，“既非由此建立新的议院，又非立即普及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的权利，而只是使士族与豪农、豪商暂时单享此项权利而已”。[3]

爱国公党的《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在日本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对建白书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些反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明六社成员加藤弘之所代表的尚早论；另一种是津田真道所代表的赞成论。加藤弘之认为，在“开化未全之我邦”设立民选议院为时尚早；津田真道则认为，设立民选议院，目的在于促进开化，振兴“国家之元气”，从而振作“国威”，这和爱国公党建议设立民选议院以“鼓舞天下士气”的意图是一致的。

在禁止结社的日本组织起来的爱国公党，明确提出了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立法机构。尽管这里所指的人民还只是“豪农、豪商和士族”，但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被政府拒绝时，自由民权运动这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便以此为导火线发展起来。

爱国公党约历时半年，便因政府的镇压而被迫解散。1874年2月，爱国公党发起人之一江藤新平因“佐贺之乱”[4]被判处枭刑。同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回到故乡高知县创立了“立志社”，作为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主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核心，各地政治团体汇集于大阪，建立了“爱国社”。《爱国社协议书》称：“今日召开此次会议，经过互相研究和磋商，欲以伸张各自的自主权利，尽人类应尽的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护天下国家之道，增进天皇陛下的尊荣与福祉，使我帝国与欧美列国并峙屹立。”[5]

日本政府对爱国社的成立及其活动有所畏惧，为瓦解自由民权运动，劝诱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任参议。板垣入阁后不久，爱国社解散。1878年4月，自由民权派决定以立志社为核心重建爱国社。9月11日，在大阪召开了重建爱国社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数十人参加，他们大部分是旧爱国社的有关人员。《复兴协议书》也与旧爱国社的“协议书”基本一样，没有要求开设国会和自由民权的字样。1879年3月，在大阪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由来自18个县21个社的80余名代表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九州和四国的士族结社的代表。

1879年9月，爱国社又在大阪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由19个社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在第四次大会前拟出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880年3月15日至4月8日，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四次大会，全国2府22县的11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决定这次大会改称“国会期成同盟”第一次大会。大会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开设国会请愿书》，提出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确立政治自由等要求。该请愿书虽遭政府拒绝，但引起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高涨。据统计，仅在1880年1年内，各地提交的建议书、请愿书就有85件，全国34个县的24.6万人在上面签了名。

在这种形势下，国会期成同盟和全国各地的政治团体有了很大发展。1880年11月10日，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大会，加入同盟的人数达13万余人，大会决定以人民的实力争取开设国会。可以说，这是日本真正意义上政党的起源。[6]因为参加这次大会的不仅限于国会期成同盟的人，所以这次会议不叫同盟第二次大会，而称为大日本有志公会。[7]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曾提议建立自由党，但以几票之差被否决。接着，在同一时期召开的爱国社会议上，代表们提议解散爱国社而成立新党。进入12月，制定出《自由党建立盟约》4条，可以认为这是自由党的起步。但是，各派对立和竞争使党首和组织都没有确定下来。自由党名副其实的正式建立，应该说是在1881年10月。

随着国会期成同盟等民权派开设国会的要求不断高涨，引起政府内当权派的意见分裂。参议伊藤博文主张采取渐进方式，而参议大隈重信因受福泽谕吉的影响而主张立即开设，两派对立日渐加深，结果1881年10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的少数派被逐出政府，确立了以伊藤博文为中心的萨长藩阀政权。这次政局动**及同一时期一系列人事更迭，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

这次政变后，政府立即发布诏书，允诺1890年开设国会，用以缓和舆论。为此，在野各团体立即着手组织政党，以备将来参加立宪政治。1881年10月1日，到东京参加有志公会会议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中岛信行等人开会，决定成立自由党，随后着手起草组织条例。10月18日召开自由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自由党盟约》和《自由党章程》。自由党的成立，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可以说，从自由党成立起，日本才有近于完备的正式政党。[8]

在当时农民占八成的日本社会，报纸是扩大政党势力的主要武器。自由党党报《自由新闻》创刊于1882年6月，每年度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作为一个政党的报纸，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当时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也不过500万份左右。

自由党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1882年2月，福岛县令三岛通庸到任伊始便对其心腹说：“我是从政府秉承三项密令来赴任的，扑灭自由党为其一，援助帝政党为其二，修筑道路为其三。”[9]

1882年6月，日本政府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和自由党，对《集会条例》作了修改，加重了惩罚的条款，规定集会不得“公开议论政治”，并下令解散政党社团。1883年4月修改的《新闻报纸条例》，命令报纸发行人交纳保证金；因报刊的报道而犯罪时，报刊员工及负责人均按共犯处理。

自由党成立之后，经过1年多的活动，加深了同下层农民和中小商品生产者的联系，得到显著的发展。但政府慑于其激进的政策，采取了镇压和怀柔的两手政策。在这一政策面前，自由党领导人中开始出现动摇甚至脱党现象。首先是自由党领导人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在伊藤博文和外相井上馨的劝诱下，板垣和后藤决定出国历访欧洲，从而引起党内的坚决反对，导致党内分裂，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编辑部长马场辰猪等人为此愤然脱党，板垣作为自由民权运动象征的形象也大受影响。

板垣的出国，是政府蓄谋分裂自由党领导层的策略。板垣出国前留下的《漫游欧洲宗旨书》强调“今日为农闲之时”，认定“我党所谓国家多事之秋不在今日”，并预计“我国形势愈益危急、愈益紧蹙之时，应在他日”。[10]但是，就在板垣出国的1882年11月10日，政府在福岛县袭击了自由党的基层组织，给自由党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

在政府软硬兼施的政策下，自由党内部发生对立与分裂。上层领导干部改良主义色彩渐浓，下层党员日益激进化，党内分为左右两派。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趁机挑拨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关系，激化两党的对立。

1883年6月，板垣和后藤回国。但他们没有针对政府的镇压行为采取相应措施，而是认为当时那样搞民权运动的做法已落后于时代，主张在必然到来的立宪制下，要“上下合作”“官民协调”。这说明自由党领导层的方向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政府是朝着建立立宪制度每日每月都在前进，那么自由党则在逐日逐月地倒退。回国后的板垣，未能收拾党内外的混乱局面，自由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朝着解散的道路上走去。

由于政府种种镇压和党内纷争，自由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自由党。自由党从正式成立起，到1884年10月29日解散止，正好存在了3年，党的总理始终是阪垣退助，解散时党员也不过2200余人。[11]而且，自由党成立的目的是为响应政府诏书的号召，为开设国会进行政党活动，而不是想把自由民权运动进行下去。自由党是由中小地主、富农、非特权工商业者和士族出身的激进知识分子、民权主义的代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全国性政党，其纲领是谋求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增进幸福、改善社会，为确立良好的立宪政体而努力。但由于自由党内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物，所以党内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既有人主张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反体制运动，也有人主张通过武力侵略亚洲，还有人主张应参加到政权中去。

1882年4月，自由民权人士中的渐进派推举被逐出政府的大隈重信为总理，成立“立宪改进党”。如其名所示，该党不希望进行激进的变革，主张渐进的政治改良。其成员多半属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地盘在城市，包括城市工商业者、地方大地主、知识分子和三菱之类的大资产阶级，提倡采取英国式的政治理论及制度，坚决反对自由党主张的共和政体，要求实行限制选举、两院制和政党内阁制。

应该说，改进党在反对藩阀政府的斗争中，与自由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建党初期，在有关日本对外关系问题上，自由党和改进党都主张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两党的立场也是基本一致的。

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建立，奠定了后来日本两大政党的基础，标志着战前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体系的形成。两党成立之初，为对抗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在伊藤博文等的授意下，由福地源一郎等人组成“立宪帝政党”，参加者多为政府官员、旧士族和大地主等保守势力，对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进行攻击。该党声称其主张和内阁方针完全一致，所以被称为“御用政党”。翌年，按照政府的旨意，立宪帝政党宣布解散。

1884年10月29日，自由党在大阪召开了解散党的大会。在建党3周年的纪念日，自由党结束了仅有3岁的历史。自由党解散后不久，改进党亦因内部不统一，总理大隈重信和副总理河野敏镰于1884年12月脱党，至此，立宪改进党实际上也处于解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