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都不是轻而易举和一蹴而就的，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由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是千差万别的，其特点也是各种各样的。

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其自身的若干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力因素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民主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所以，一般来说，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所谓外在力量，一是指来自国内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二是指来自国外的强制性推动力。就日本而言，前者突出体现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自由民权运动，后者则突出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占领下实行的政治改革。

一般地说，颁布宪法、开设国会、举行普选、实行政党内阁制度，是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条件，采取了诸如“废藩置县”“秩禄处分”“地税改革”等一系列旨在破坏封建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资产阶级性改革措施，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没有随即推行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政策。

日本的政治现代化起步于1870至188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次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其目的是要促使明治政府继续完成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立宪君主制，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自由民权运动在扩大明治维新资产阶级改革的深度和范围上，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本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在美国占领当局一手操纵下进行的。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措施，都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直接命令下进行的。美国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提倡个人自由，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尊重基本人权，鼓励日本人民建立民主团体，从日本社会体制中铲除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从而使日本社会走向现代化。

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直接干预下实现的。日本政府在修宪问题上，与占领当局讨价还价，在最初起草的宪法草案中，只是对旧宪法作了某些词句上的改动，依然保留天皇及其特权。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日本国宪法草案》规定：“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又是国民统一的象征……不拥有政治上的权限。”草案还规定，日本“绝不允许设置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废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

占领当局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按这个草案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迫于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终于完成并公布了《宪法修正草案纲要》。这一草案表面上由日本政府制定并公布，实际上完全是按照占领当局的意愿行事的。吉田内阁时期在新宪法体制下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掌控下进行的。可以说，没有美国占领这一外在条件，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是不可能这样顺利、成功和彻底的。

第二，天皇制一直存在，但战前、战后的天皇制有本质区别。

一种权威和制度，在一个国家内能够长期地延续和发展，自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也不例外。

日本天皇制的发展分为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古代天皇制的形成代表着日本社会从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在古代天皇制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天皇都有实权，权力在很长的时间内分别旁落到外戚、贵族以及武家幕府手中，直到明治维新天皇才又重新掌权。

近代天皇制肇始于明治维新，意味着日本社会从封建走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明治宪法的出台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在这个制度中，天皇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和顶峰，帝国议会、内阁、枢密院和军部四根支柱构成了国家机器的主体，使得天皇大权独揽，如同封建时代的君王。

现代的天皇制是在美国占领日本的外力压迫下产生的。美国占领当局在经过利益权衡之后，没有废除天皇制。之所以如此，首先是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和占领军的仇恨，从而给实施体现美国意图的占领政策带来困难；其次，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如果天皇制全盘保留下来，不仅将为反法西斯盟国所不容，也将是美国自己的一大隐患。于是美国把天皇作为无任何实权的“象征”保留了下来。天皇成为日本人统合的象征，且被美军与保守政党所利用。

战后日本的天皇，虽然处于象征性国家元首的地位，但仍要处理很多政务，尤其是外交事务。据说，天皇每年平均处理各类文件大约在一千件以上，另外要出席各类仪式、会议，接见外国宾客等。时至今日，世界帝制接连崩溃，除日本外，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存在“皇帝”（Emperor），也可以说，日本天皇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后的“皇帝”。

总之，日本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战前“绝对王权”的天皇制和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而日本天皇的影响力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越来越弱。

第三，战后日本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

西方现代政治民主的基本元素是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但日本的情况却不同，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其他在野党只是在国会中发挥着制约作用。

在战后初期的10年里，虽然一度“乱党林立”，但政党势力的主体还是以自由党和民主党为首的保守政党，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也基本上是通过这些保守政党政权来实现的。

在长达38年的“五五年体制”时期，政权由保守政党牢牢地把握，但同时也包容了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含（构建福利国家、救济弱势群体等）。为此，一方面镇压日本共产党过激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点在“五五年体制”成立之前就基本做到了），一方面允许稳健的社会主义政党（具体说是社会党）在议会制民主范围内的活动，实现了保守党优位的“两大政党制”。“万年在野党”社会党在国会的势力大约相当于自民党的二分之一，所以实际上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在野党通过院内外斗争，加速了日本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1993年，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跨台，代之以多党联合政权。但是，日本政党政治体制的这次变革，本质上只是新旧保守势力之间的政权易手，新保守政治势力取代了传统保守政治势力，政权的阶级性质没有任何改变，日本政治从“保革对立”进入了“保保竞争”时代。从政党体制的角度看，“五五年体制”的本质是日本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五五年体制”的崩溃，则意味着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和一党支配下的民主“变形”。

自民党下台后不久，便又以联合政权的形式重掌权柄，进入所谓后自民党时代，直至今日，实际上是形成了新的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新进党的解体，意味着冷战后在日本建立“两大政党制”的进程严重受挫。新进党解散后一分为八，日本政界再度出现小党林立的局面。在野党势力的分散化，使得原本遭到削弱的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相对增强。

现在，民主党以“民主、中道”作为政治理念，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崛起，反映了日本社会政治发展的倾向，即从中央集权型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

以“彻底改革派”自居的小泉内阁所推行的“结构改革”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巩固了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的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