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纵观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历经100多年，经过若干曲折和坎坷，日本终于从一个封建社会转化为具有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和民主国家。要而言之，作为主线，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但是，毋庸置疑，在100多年的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副线，又始终凸显着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潮和行动。近现代日本政治史明显地具有这样的两面性。

作为主线，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上，历次重大政治变革和制度革新都是对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极大促进。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大正德谟克拉西”[1]和二战后新宪法下的政治改革这三次政治民主化**就是其突出表现。

自由民权运动是明治前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它反对专制政府，要求参政权、开设国会、实施自由民主、制订宪法、减轻地税和修改条约。自由民权运动由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推动了立宪体制的最终确立，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

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当时，日本国内新兴的中小资产阶级、地主、一般工商业者等社会阶层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迫切要求拥有政治发言权，以便自身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即使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也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实行一些新的改革，以便摆脱贫困和不安。他们构成了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自明治初期以来，欧美各国的宪政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相继传入日本，产生影响，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反政府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也在探讨如何学习欧美各国的近代国家制度，以便取得“君民共治”的成果，最终实现确保民族独立的国家目标。因此，对日本而言，自由民权运动顺应了民族、民主的时代潮流。

大正时期（1912—1926）是一个社会激烈动**、价值观多元化、多种政治思潮竞存、重新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时期。“大正德谟克拉西”是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日本政治史上第二次民主化**。

如果说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思潮是推动日本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那么，“民本主义”思潮作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灵魂，则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德谟克拉西”在近代成为资产阶级主张“尊重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号召从贵族压迫中求解放的标语口号，19世纪以后则成为无产阶级主张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求解放的标语口号。而且，在19世纪后期，“德谟克拉西”不局限于政治，甚至在经济上、产业上、教育上和精神上等社会所有方面都有了相应的主张。

在大正时期，日本国内发生了“米**”[2]，出现了普选运动的**，兴起以打破官僚势力为宗旨的护宪运动和政党政治，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

大正初期的“德谟克拉西”思想和运动，是以民本主义为中心而展开的，“德谟克拉西论争”也是围绕民本主义进行的。所谓民本主义，就是说，不管从法理层面上讲主权属于谁，在行使这一主权时，在主权的运用上，必须把重心放在普通民众的利益、幸福及其意向方面。这一定义显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政权运用的目的在于普通民众的利益；第二是在运用政权、决定方针政策时，必须遵从普通民众的意愿。换言之，第一是“为人民的政治”，第二是“由人民决定的政治”。这就是民本主义所要求的两大纲领。

大正时期的政治思潮异常活跃，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国家主义和皇室中心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极端国家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理想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潮。民本主义思潮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主要指导思潮，是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潮，在整个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大正时期整体政治思潮中居于主流地位，很快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由于他的思想代表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民本主义”思想能够团结民众。由于“民本主义”巧妙地回避了“国家主权所在”的问题，因而能避免与天皇制及《明治宪法》的正面冲突，其主张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所以“民本主义”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实效。就“民本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及作用而言，在战前日本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要求也为二战后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战前基础。

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制定是日本战后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内容，重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实行西方现代民主制。新宪法从国民主权主义、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理出发，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宪法，从而在日本首次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象征天皇制”；二是放弃战争和非军事化。

新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宪法虽然也规定天皇有权公布宪法修正案、法律、政令及条约，召集和解散国会，公布举行国会议员的选举等，但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国政的权能”。这样，天皇由战前的“神圣不可侵犯”变为“日本国的象征”，从明治宪法体制时的总揽国家大权的顶点地位降至新宪法体制中无任何实际权力的象征性元首地位。这就是战后的“象征天皇制”，也有人称其为“虚君国会内阁制”。

新宪法的第二个特点是放弃战争和非军事化。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非军事化条款可以说是日本新宪法的最大特色。宪法第九条反映了当时反法西斯联盟各国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要求与愿望，同时也是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从战争走向失败这一惨痛道路反思的结果。

吉田内阁根据《日本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法律。其主要内容如下：改革议会制度，国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真正体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改革内阁制度，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议院内阁，一切行政事宜均由内阁处理，内阁权力大大加强；改革地方自治制度，使地方自治制度在较大程度上排除了中央集权官僚的束缚，强化了地方自治的权力。

此外，新宪法体制下的政治改革还有：改革选举制度（包括地方选举制度的改革）；改革司法制度，制定了《法院法》和《检查厅法》，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使得最高法院成为与国会、内阁并列的独立机构，排除了国会和内阁对司法的干涉，实现了三权分立；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把战前的官吏制度改称为公务员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和地方公务员管理体制。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副线，在日本政治史的全过程中，又始终凸显着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潮和行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它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能最大限度地聚合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能量，即具有无限的统合民众的功能。因此，近代历史上，它曾作为面临外压或被压迫的民族的一种意识形态，在抵抗外来侵略而实现民族独立方面，发挥了积极进步的作用。

然而，民族主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价值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前提，这种现象在近代日本尤为严重。明治政府从政治、法律、教育等各个方向，自上而下推行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即树立天皇及国家的绝对主义地位，倡导绝对的“忠”“孝”伦理，以此来统合国内的民众。这便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极端民族主义诞生的历史土壤。

近代日本通过对外扩张，把民众的能量引向亚洲国家。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便形成了整个国家规模的反动，其民族主义也发展为它的极端形态——天皇制军国主义。甲午战争是极端民族主义确立起来的主要标志，也是近代日本走向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开端。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近代极端民族主义规定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方向，其破坏性能量最终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20世纪显示出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队和民间都相继建立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发起国家改造运动，策划一系列军事政变事件。政府机构也逐渐法西斯化：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扩军备战，使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对外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在国内建立战争体制，保证因扩大战争而急需的庞大兵力和军需物资，近卫内阁开展了法西斯总动员运动，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

近卫新体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取缔一切政党，由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右翼领导人联合组成“促进新体制同志大会”，强调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政治团体；第二，鼓吹一国一党的法西斯新党运动，提出“一君万民”的国体精神，建立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天皇制体制；第三，建立大政翼赞会，通过这个组织系统去实现天皇制法西斯政治；第四，建立镇压和统治各界人民群众的“报国会”，利用这种“报国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团体强制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第五，把议会变成翼赞议会，成立“翼赞议员同盟”，控制议会的活动；第六，建立经济新体制。

东条内阁取代近卫内阁后，解散了一切政党和工农团体，把部落会、町内会、邻组等基层组织纳入大政翼赞会，从而完成了统治体制的法西斯改组，以实现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的战败宣告了极端国家主义的彻底失败。旧体制被摧毁，取而代之以全新的体制，但支撑那个旧体制的思想，却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的胜负决定其去留。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纠合到一起，以各种复归旧体制的形式来进行抵制。战后这部分人对新体制的抵制，以及向战前国家主义内容的部分复归，可以视为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出发点。但时过境迁，完全复归战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改头换面，力求复活旧体制中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内容。

这种以部分改变内容形式但实际以复活战前国家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新国家主义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然而，碍于国内外形势，这股逆流从1960年代开始不得不变为一种蛰伏的潜流。这股逆流再次以新的面目登场始于1980年代的中曾根政权。

中曾根政权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宣告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已经告一段落，在面向未来，以树立政治大国为目标的层面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乃至其后日本人的某种期待和向往。中曾根政权的新国家主义主张，既有政治大国的新主张，也有宣传天皇意识形态、参拜靖国神社等复活战前国家主义意识的某些成分，因而受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使其所谓新国家主义政治大大受挫。

新国家主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和改革思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国内冷战结构的崩溃。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一直与自民党对立的社会党处境十分不利，被迫进行体制和基本政策的转换。社会党的这一举动使其与自民党的区别模糊不清，自身衰落下去，乃至更名为在国会中无足轻重的社民党。民主党在基本政策上与自民党没有明显的区别。现在各政党中，除日本共产党外，其他各党区别已经很不明显。

与各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相辅相成，日本国民中也出现了总体保守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最鲜明的标志是庞大的无党派阶层的出现，无党派阶层占日本选民的一半以上。这说明，日本国民开始渐渐远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

注释

[1]“大正德谟克拉西”是指大正时期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想，始于第一次护宪运动（1912—1913），止于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1925），其内容是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统治。

[2]米**，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因米价上涨而引起的全国性人民暴动。这次运动历时53天，波及1道3府38县，参加人数达数百万人，数万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