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山内阁时期（1954—1956）在日本战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无论从经济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它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经济上，日本经过十年恢复，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外交上，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和加入联合国，为日本走向国际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五五年体制”也始于鸠山内阁时期。

社会党是日本战后成立最早的政党。但由于其成分复杂，政见不一，1950年以后，左、右两派决裂，成立了右派社会党和左派社会党，这种分裂状态大约持续了4年之久。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民主路线和重新武装政策。为此，左、右两派社会党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股逆流。经过4年分裂之后，社会党又最终实现了统一。

保守党的合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党特别是左派社会党日益强大，两派社会党统一的动向加强，甚至有可能出现社会党政权，日本财界对此深感不安，力促保守党合并；在保守党方面，很多人也在积极推进保守联合。于是社会党统一1个月后，自由、民主两党举行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这样，一个统一的保守新党从此诞生。

政治上，由于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和自由、民主两大保守党合并为自民党，日本形成长达30多年的“五五年体制”。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自民党长期政权，确立了自民党“一党优位制”。1957年岸信介内阁的建立，意味着“五五年体制”从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完成。

岸信介内阁时期（1957—1960）确立了所谓“岸体制”，对革新政党和人民群众运动采取强硬姿态。岸信介强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新《安保条约》增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危险性，所以导致日本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安保斗争。

反安保斗争作为日本“战后”型反体制斗争，是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自民党在安保斗争中的最大经验教训，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义，而走经济优先的道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首相池田勇人。池田内阁采取“低姿态”政策，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使政府以“中庸”面孔示人。池田的经济优先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内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外实行进口贸易自由化政策。

1960年代至1970年代连续执政7年8个月的佐藤政权，基本上继承了池田内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是自民党政权的黄金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恩惠与机遇。

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10余年间，是自民党政权动**的10年，其间，田中内阁因“金权政治”败露而下台，出现了有名的大平正芳和福田赳夫之间的“大福之争”。大平内阁时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四十天抗争”，大平正芳心力交瘁死于任上。大平之死，使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

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势下，各在野党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围绕联合政权构想，在野党意见不一，各行其是，不但帮助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而且将原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新自治体”推向了解体。

1980年代长期执政的中曾根内阁的内外政策既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长的“大国意识”，顺应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潮流，其“1986年体制”论，是一种设想自民党作为优势政党连续执政的体制。

中曾根康弘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一贯主张修改宪法。中曾根内阁所推行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在国内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实行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并大幅度调整防卫政策，增加防卫经费。在对外关系方面，追求其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拓宽亚太外交、协调南北关系。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做政治大国。中曾根长期政权不仅确立了“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实现了政治转折，而且国内政局发展较为平稳、内阁支持率较高，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演变历程中的又一个“黄金期”。

1989年是日本政坛动**之年。昭和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宇野宗佑继任自民党总裁，在“绯闻事件”和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压力下引咎辞职，成为仅存在67天的“超短命”内阁。

继任的海部内阁力主“政治改革”，以求打破“金权政治”体制，所以海部内阁支持率较高。但他也正因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新政”形象而被迫下台。

其后上台的宫泽内阁的主要政绩，是在公明、社民两党的支持下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从此揭开了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序幕。但宫泽内阁一直为金丸事件等“金权政治”丑闻所困扰，由此产生的政治改革压力不仅促使自民党局部分裂，而且导致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