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诸国中，日本是最早、最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然而我们从任何角度观察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它都是光与影（即成功与失败、发展与牺牲、现代与传统、进步与困境）并存的，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可谓充满二重性。

回顾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它既曾获得巨大的成功，亦遭到过惨重的失败。在诸多成功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现代化经济的高速形成与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广泛普及与显著提高。日本的产业革命从1885—1886年急剧地发展，经过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获得新市场而愈加发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坐收渔翁之利而获得大发展。大约用30年的时间达成了英国花费80年（1760年代—1840年代）才完成的产业革命。日本实现产业革命的速度不仅比英国快，比美、德、法也快得多。根据中村隆英的《战前期日本经济成长的分析》（岩波书店，197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日本经济不景气，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保持了高增长率，1937年实现重化学工业化后，其生产额达到全部生产额的5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从1956年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左右。1973年以后，虽然高速增长期结束，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高于美国和西欧各国。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持续低迷，但日本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现代教育的发展亦十分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六年制义务教育就学率超过了99%。1950年代，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实现。1990年代，高等学校的入学率超过90%，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日本国民，既是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成果，又是支撑其高速发展的最重要资源。

然而，近代日本在取得现代化成功的同时，走上了侵略亚洲诸国的道路。如1853年西方列强对日本使用炮舰进行军事侵略一样，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1876年逼迫朝鲜开国。1894年日本对亚洲诸国的侵略进入了新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直到11年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对沙皇俄国取得军事胜利，这样日本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上竞相逐利的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凭借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地理条件，夺取了德国及其他西欧列强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权益，成功获得战略性的有利地域。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明确了对中国的侵略，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已经获取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1931年是日本现代化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同年9月，日本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对中国大陆进行了直接的军事侵略。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京郊外挑起纷争，突然扩大为全面侵略战争。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军事同盟，激化了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矛盾。1941年日军突袭美国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诸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与盟军的共同作战取得了胜利，并于1945年8月15日接受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日本历史上遭遇的最大失败。

这场持续15年的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带来惨祸烈毒，而且使日本几十年的现代化成果损失殆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共有310万（其中80万人是普通民众）日本人丧命，30%以上的日本人流离失所，工业较战前减缩四分之一，通货膨胀严重，日元价值只相当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经济陷入大混乱中。粮食供给困难使大多数国民几乎濒临饿死状态，民间道德与理性丧失，充满困惑不知所措。这一连串的事态，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实施对外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在日本现代化历史的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得以享受发展所带来之成果的，却主要是居日本国民少数的统治阶层。对于广大日本国民来说，较之获得现代化发展所赋予的权利与利益，莫如说为此而付出了更多的牺牲。以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为例，它们主要是以农民和工人的劳动和牺牲为代价的。此后明治政府以快速建设近代产业为目标，为此必须以庞大的资本作为支撑，其资金来源的第一位（占据所有资金的大半）即是农民所缴纳的税金。

明治时期的地税改革后，日本政府向农民强制征收其所有收获的三分之一作为地租、村入费，这与江户时代相比毫无差异。对于佃农应交的佃户费，地主依据政府地价核算检查条例第二则的68%为基准，强迫佃户缴纳70%左右的费用。经过如此残酷的剥削，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劳动力，主要由在寄生地主制重压下的贫苦小农提供，他们被强制长时间劳动而仅能得到微薄的佣金。明治时期六成工场劳动者是从事纺织业、制丝业的女工，她们大多出身贫农之家。

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同时也是以亚洲诸国的牺牲为代价的。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日本的迅猛发展，也曾促使亚洲各国人民觉醒，并欲以日本为典范。例如，在中国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变法派便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师，朝鲜开化派也曾深受日本的“文明开化”思想影响。然而，老师（日本）却总是侵略学生（中国、朝鲜）的事实，使中国人与朝鲜人的梦想破碎。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侵占中国台湾和朝鲜。朝鲜的粮食、棉花、矿产品大量流入日本，台湾的砂糖、大米、茶叶等则是日本初期殖民掠夺的主要目标。日本还逼使中国以英镑支付甲午战争赔款（3808万镑），并依靠这笔款项通过第一银行为媒介换取朝鲜出产的金子来确保金本位制的实施。[1]

以后日本又染指中国大陆，将其作为主要的原料供给地与市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满铁”（南满洲铁道会社），被松冈洋右称为“恢宏皇猷的生命线”，1907年至1931年向日本政府上交红利14500万日元。[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军事“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曾是一个助力。日本的现代化固然主要依靠日本国民自身的力量，但也不应忘记亚洲各国人民曾为这一发展被迫付出过不可尽数的牺牲。

日本的现代化是在欧美诸国的武力威胁下，以追赶欧美国家为目标而进行的。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全盘西化，而是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冲突、融合的复杂历史进程。从历史上看，日本便是一个具有多维价值观的民族，“实用性”是其价值观核心，其以有无“实用性”作为文化价值判断与取舍的基准。此时此地有用者即有价值则存之、取之，无用者即无价值则弃之、拒之。因而，较之中国人，日本人更热衷于吸收先进外来文化，也更善于保存固有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在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史上，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中国、朝鲜、印度等东方各国的文化）并存、融合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汉字与假名并存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字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和歌与汉诗同为日本文人喜爱的诗歌体裁，并在形式、内容、风格上互相影响。神道、佛教、儒学之间，亦少见相互排斥而多有彼此共存与融合。诚然，1860年代之后于日本发生的东西方文化冲突，较此前的文化冲突之性质显著不同，它既是具有横向地域差异的文化间的冲突，又是具有纵向历史发展阶段差异的文化间的冲突。即传统的日本文化（实际上是中、朝、印等东方文化与日本固有文化的多元共存与融合）与现代的西方文化间的冲突，是古今东西文化之争。因而其冲突更为激烈，文化选择与调适也更加艰难。自明治维新至今的百余年间，既有提倡全面西化者，又有鼓吹“国粹主义”和“回归日本”者。崇外主义和鄙外主义思潮交替出现、此起彼落，呈周期性循环态势。例如，明治初期曾倡导全面接受西方事物，也存在嫌恶本国历史、价值观甚至文字之人。他们主张“必须使日本脱胎换骨，以美国为母，以法国为父”。如倡导进行跨国婚姻以吸取欧美人的优秀血统，都是在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理论，以至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等政府官员一时也支持这种理论。他们主张为使日本“进步”有必要改良日语甚至完全放弃之。当时的大多数人认为洋式就是流行，他们热心穿西装、披发、拿怀表、带洋伞、食肉。德、法、英、美的政治理念与社会理念被加入教育中，大多数讨论都以这些理念为议题。当全国上下醉心于西方的物质文化时，贪欲也在不经意间急速增长。

然而这种过分狂热的西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传统主义的逆流。传统主义者的反对声音在1880年代逐渐显露，他们大力提倡日本人有必要在受到外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保持本国文化。西方文明固然在技术上先进，然而日本人在精神和伦理价值上比西方人更为优异，并提出若不保存这种价值观，日本的本质、国家形态（“国体”）就会受损。作为这种思想的一环，呼吁对神道、儒学等精神传统的回归本文已有详述。经过这种“试行错误”以及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矛盾运动而最终形成的是，日本现代文化的总体格局和主流，依然是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并存与融合。

明治时代（即日本刚刚踏上现代化进程的初期），巴克尔的《英国开化史》和基佐的《西洋开化史》所提倡的进步史观被奉为圭臬。日本人相信，只要文明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就可以在日本建立衣食富足、道德高尚的人间天国。例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便说：“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他主张“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相信“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3] 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普遍对称作“文明”和“进步”的现代化抱有浪漫的乐观主义遐想。可是冷酷的现实却不断打破人们的美梦。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人像欧美各国的人们一样，既享受到了现代文明赋予的恩惠，也面临着它所带来的前所未遇的困境。他们的这种感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物质生活日益富足之后，变得更为显著。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足，并未如同他们预想的那样带来人生快乐与意义。因为科技的发展不仅用于改善人类生活，也用于制造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曾使日本人亲尝其恶果。而现在大国所储存的核武器，不只能够破坏地球，甚至已足以毁灭全世界。日本人尤其热心于反对核武器的运动，思考“怎样应对核时代”“核时代是怎样诞生的”等问题便反映了他们对“集体灭绝”“未来一代的灭绝”的恐惧。

日本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系统的破坏与资源不足等问题。现代科学精神的核心虽然是理性主义，但理性化若渗入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连人自身也被化作纯客观的对象来研究，用数量的方法来处理，甚至如同商品一样，成为管理社会的品质管理的对象，情感的独立价值就会受到威胁，活活泼泼的生命人也会被肢解，遂产生一种非人性化的倾向。但在市场价值成为唯一标准，商品消费变为唯一目标时，真、善、美的追求便遭到冷落，情感的真实、道德的价值、艺术的纯洁会远离人们而去，人生意义与价值也因此迷失。然而，人们在科技分析中又寻不到有关人生意义的答案，他们只能哀叹已经失去了精神的故乡。结局就是人被自己、同伴、自然所疏离。

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代以后的日本，开始对“发展”“现代”“文明”的信仰产生怀疑，而逐渐产生一股强烈的呼唤人性回归的时代思潮。仅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来看，例如在历史学中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有的学者研究中世纪的“流浪者”“巡游艺人”“流动工匠”，这实际反映了现代日本人反叛或逃脱被管理的空间以及寻求自由的愿望。还有的学者研究家族或村落的信仰和祭仪，试图再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4] 在哲学领域，“身心论”成为新的研究课题，这也是欲恢复被现代科学和管理社会所分裂的人的“心”与“身”。

如同本书此前各章所述，尽管日本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善用传统的文化、思想资源，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但是，远未摆脱它所面临的新困境。

日本现代化的历史，是在成功与失败、发展与牺牲、现代与传统、进步与困境的二重奏中进行的。儒家思想作为日本传统之一翼，在日本现代化的二重性历史中有何功罪？在当代日本人探求摆脱困境的努力中，儒家思想可否提供富有现代意义的指针？要考察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阐明日本儒学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