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史上，都市所具有的独特特性和作用对该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带来过重大影响。西欧中世中期以后，都市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地区，而其中的大多数都市也正是因为有程度上的差异才得以成为自由的自治都市。这些都市成为资本主义生成和发展的起源地以及活动的舞台。而亚洲各国的都市是政治统治的大大小小的中心地带，还是贵族以及官僚的消费场所，不存在自治运动。在亚洲各国都市中，资本主义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战国时代的日本却曾发生过欧洲模式的都市自治运动。奈良、平安时代的奈良和京都是亚洲的政治都市，进入镰仓时代后都市的发展渐趋缓慢。到战国时代，都市的发展加快，据说达到了500—600个。[19]

这些都市可以分为京都奈良等旧政治都市、国内外新兴贸易都市、较多的地方型都市以及战国大名的城下町四种。前三种类型的都市中，比如京都、奈良、宇治、山田、大凑、桑名、博多、热田、尼崎等都市曾试图摆脱领主权力而开展过自治运动，并创立过各种形式的自治、自卫组织，得以回避了战国时代的战乱。

这种自由都市的典型代表是堺。1419年，堺获得了“地下请”的权利，开始走向自治道路。创立于15世纪70年代的自治市政组织“会合众”，最初只有10人，之后增加到30人。堺除拥有民事裁判权、“德政”权之外，还拥有雇佣兵武装，战乱时代维护秩序与和平。当年滞留于日本的葡萄牙传教士写道：“像威尼斯小城一样，这里由执政官进行治理。”[20] 和西欧的自治都市相比，以堺为主的日本自治都市虽然规模很小而且力量薄弱，但是类似于欧洲模式的自治都市。如果这样的趋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的历史定会是另一番模样。

但是随着战乱的平定，新一代统一者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是不会允许这种自治都市长期存在下去的。因织田信长实行军事迫害，堺于1570年承诺缴纳两万贯军费并解除武装，逐渐丧失了自治权。尼崎、平野、坚田、坂本等都市也相继臣服于织田信长，走向了和堺同样的命运。丰臣秀吉以及之后的德川幕府，在商业和海外贸易管制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京都、大阪、长崎也都成为其直辖领地。战国时代形成的都市几乎全部衰败，其中一部分成为大名的城下町。从此之后江户时代的日本不再有自治都市，只有极少数地方都市在藩的监视下实行有限的自治。[21]

随着都市的发展，到江户中期，在一部分都市当中出现了由相对平等关系所结成的都市共同体。比如一部分港町中开始实施“町年寄”选举制，新兴工商业者组织“株仲间”。“株仲间”作为幕藩领主管制生产和流通的手段，同时也成为工商业者寻求自治、对抗领主的据点。

另外，在一部分町内出现了“惣町”，成为新兴都市共同体。这些新兴都市共同体的形成经常和对领主的抵抗联系在一起。比如，1786年近江八幡的中小町人联合起来，选举出13名“年寄代表”，要求对町账簿进行审查以及“惣年寄”退出历史舞台，仅在某段时间内，实现了由“年寄代表”主导的自治权。在大凑等都市中，町人抵抗封建领主的压迫，取得了选举权以及其他自治权。[22]战国时代都市中所出现的欧洲要素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城市中再次得以出现。[23]

但是将日本的“株仲间”和西欧行会或者中国的“行”（又叫“行会”）相比的话也饶有兴味。西欧行会对自治都市的行政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一部分西欧都市中，商人行会成员作为都市贵族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中国的“行”产生于唐代城市当中，发展于宋代，并在明清年代达到鼎盛。“行”的主要功能是管制商品价格和薪金，都是以保护同行者的利益为主要目的。另外，“行”还是专制国家掠夺工商业者利益的主要手段。“行”不是全国性的组织，每个都市里也都没有成立过自治组织，所以对于地方行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相对于此，日本的“株仲间”虽然没有像西欧行会那样对都市行政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也拥有较大程度的自治，甚至有可能成为和领主权力相对抗的据点。

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中日两国的封建主阶级对都市商品经济的依存度有所差异。江户时代日本领主阶级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依赖程度明显比中国地主阶级要高。

封建主阶级从农业和农村中脱离的程度和他们对商品经济的依赖程度是成正比的。明清时代的中国，皇室、贵族以及大部分士绅（身份地位很高）地主以外的庶民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依然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活物资基本是通过对佃农和雇农的压榨而获得的，对商品和货币的需求是次要的。相对于此，江户时代所有统治阶级——将军、大名、武士（少部分“乡士”以外）在都市中过着寄生生活。他们如果不把从农民手中获得的以米为主的实物年贡卖掉换成货币的话，就无法维持都市消费生活。另外，在严格的身份制度下武士阶级以商品买卖为耻，大名和旗本将收藏品的保存和买卖，佣金的回收等业务委托给大阪和江户的富商以及高利贷资本。这些人分别被称为“藏元”“挂屋”“札差”。领主所收取的年贡首先通过商人得以商品化来换取货币。为了应对日渐深刻的财政危机，幕藩领主不得不认可商品农业的发展，这种状况也促进了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17世纪到19世纪中日两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差距很大。但是从上述内容可知，中日两国的支配阶级对商品经济的依存度受到两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18世纪以后的日本突破了地方小市场的限制，市场扩大到了全国规模，生产、生活资料的流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农民的商品农作物在全国商品流通过程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当时中国尚未达到日本的水准。

江户时代特有的“参勤交代”制度也对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参勤交代是德川幕府为实行对大名的统治，要求全国的大名中除去一部分特殊大名，其他都要隔年往返于江户和自国间的制度。结果是大名将妻子作为人质留在江户，同时还必须支付江户和自国往来所需费用以及维护江户宅邸的庞大支出。

为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仅在藩内市场变卖年贡就很困难。以大阪为中心形成的全国市场，在各藩年贡米和特产的流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商品农作物生产的日益扩大，大阪以“天下厨房”为名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地。根据1714年的统计，流向大阪的物资共有119种，涉及金额总计286000贯。除米之外的物资，从所占金额来说药品最多，木材、干沙丁鱼、纸张、铁器等物资居于其次。外销品有91种，涉及金额总计高达95000贯。从主要商品品种来看的话，主要有棉布、菜籽油、棉籽油、长崎铜等。[24]

19世纪初期，年贡米输入量所占比例逐渐下降，从1715年的35.8%下降到15%左右。[25] 这表明农民的商品性农产品已经成为全国市场流通的主要内容。

江户作为政治都市、消费都市，需要从大阪等城市获得物资。地方城市也为维护全国各地商品流通而得以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以江户、大阪、京都“三都”和各地都市为主的全国性市场。最初在全国商品流通中主要是消费物资，后来加入了生产物资，逐渐形成了市场分工。[26]比如18世纪以来，在纤维领域京都的技术远远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占据压倒性的绝对优势。陆奥的伊达、信夫，关东的生野、信浓生产的大部分生丝都运往京都。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象征着日本各个地区已经进入全国性的商品流通阶段。

但是在中国的明清年间，地方小市场仍然是市场结构的主体。当然，地区性市场以及大市场和偏远地区之间并非没有开展贸易。但是从总体来看尚未打破地方小市场的限制。除去东南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尤其明显。[27]

通过上述日本和中国状况的比较，可以说在参与全国性商品流通的地区差异上中国要比日本大得多。而且在中国参与商品流通的主要是消费物资，农民的商品性农产品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也正是中国生产领域的地区分工不像日本那么发达的原因。

简而言之，比起中国，江户时代都市及商品经济的特征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