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早期儒学特征”一节，已经谈及中国儒学的包容性、排他性和日本早期儒学的共存性，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想作为问题的是：江户时代的儒学和早期儒学一样，表现出与固有思想共存、融合的倾向。这里所说的固有思想是指日本的神道。当然无论是两部神道、山王神道，还是伊势神道、唯一神道，都是吸取佛教或儒学的理论而形成的，不能说是日本原原本本的固有思想，但是，日本的神道仍多少保留了源自日本上古神话的固有思想。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对佛教采取否定的态度，但对日本神道，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室鸠巢、佐藤直方、三宅尚斋、赖山阳、太宰春台等），大都主张神儒一致和神儒合一，对固有思想采取共存和融合的姿态。只是，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儒学与固有思想相融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改造与取代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另一种是放弃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保持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林罗山的“理当心地神道”就是前者，山崎闇斋的“垂加神道”就是后者。日本儒学和固有思想的共存与融合，反映了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之际，妥善保存传统的日本文化特色。

以上是从儒学内容差异的视点考察中日两国儒学的主要不同，即日本儒学的特色。也可以从儒学社会机能的差异上进行考察。但本书的“中、日、朝朱子学的异同”“中日阳明学之不同点”“与清代考证学的比较”“日本儒学的衰退和变质”等节中，已经就中日儒学社会机能的差异作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中国的儒学思想，作为普遍思想，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包含着被众人广泛接受的内容，成为了被日本人所接受的日本儒学的主要内容。正是儒学中的这种普遍思想，表现了中日儒学之间共通的一面。若无视这一侧面，会得到日本儒学只是借用中国儒学的名字，实际上是一种与中国儒学完全异质的日本思想的错误结论。但是，中国儒学毕竟是以中国社会、文化为基盘而形成的，当然具有被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所规制的非普遍性的一面。对日本人来说，理解并接受中国儒学的这个侧面，是极其困难的。并且，即使是被接受的中国儒学的普遍性思想，也必须为符合日本社会、文化而做出改变。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在日本扎根。因此，日本儒学只不过是中国儒学翻版的认识，不必说也是一种误解。

在执笔本书的过程中，要论述中日儒学之比较这样的大问题，我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而本书只是触此大问题之片鳞半爪而已。限于篇幅与时间，虽然心中对拙著依然甚不满意，但且就此搁笔。

注释

[1]源了圆：『文化と人間形成』，第一法规，1983年，第75頁。

[2]相良亨：「江戸時代の儒教」，收入于宇野精一等：『東洋思想の日本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288頁。

[3]田原嗣郎：『徳川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7年，第494頁。

[4]源了圆：「日本人の自然観」，收入于『岩波講座哲学5自然とコスモス』，岩波書店，1985年，第348—374頁。

[5]中村元：『東洋人の思惟方法』（一、二），みすず書房，1948年，第49頁。

[6]相良亨：「江戸時代の儒教」，收入于宇野精一等：『東洋思想の日本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288頁。

[7]相良亨：「江戸時代の儒教」，收入于宇野精一等：『東洋思想の日本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288頁。

[8]井上光貞：「日本文化論と日本研究」，收入于『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4別巻1』，岩波書店，1977年，第171頁。

[9]丸山真男：「歴史意識の“古層”」，收入于『歴史思想集』，筑摩書房，1972年。

[10]井上順理：『本邦中世までにおける孟子受容史の研究』，風間書房，1972年，第607、608頁。

[11]石田一良：『体系日本史叢書23思想2』，山川出版社，1980年，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