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关于著书过程中的诸多感受交织于心。

1974年8月的某一天，我带上自己关于日本儒学的第一篇文章——《为什么德川幕府以朱子学为官学》来访问恩师吴廷璆教授[1]（现任中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当时，吴廷璆教授指出了论文中的几处错误，还鼓励了我。受到吴先生的鼓励，我决心以日本儒学史为研究对象。在此，我深深地感谢为我开启日本儒学研究之道的吴廷璆教授。

1983年4月到1984年3月，我有幸得到仙台市日中友好协会的招待，作为客座研究员，在东北大学文学部的日本文化研究所度过了研究生活。在此期间收集的资料对本书的写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衷心地感谢给予我访日机会的仙台市中日友好协会。留学期间，得到指导教师源了圆教授[2]（现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的诸多指导和照顾。特别是在中日儒学对比方面，启发了我。归国后，源了圆老师经常给我寄来著作和信件，继续鼓励作为研究者的我。本书承蒙源了圆老师的诸多帮助，再次深深地感谢源了圆老师的引导，还有热情的东北大学文学部井上秀雄教授、玉悬博之助教授、阪本浩先生、矶部祐子女士。

在此，还要感谢在本书执笔过程中，赠予相关资料的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依田憙家教授。

特别感谢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六兴出版的贺来寿一社长和福田启三编辑部长给予的支持。福田部长不仅给予了格外的照顾，还费力为本书推敲。

最后，感谢为本书的日语原稿做出多处修改的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李明老师。在此不能一一写出名字，但衷心感谢给予我很多建议的大家以及让我利用研究成果的各位学者。

1987年8月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王家骅

注释

[1]译者注：吴廷璆（1910.7—2003.12），原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学术界公认的新中国日本史学科开拓者之一。1932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1936年毕业归国，任山东大学讲师。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担任核心期刊《历史教学》总编40余年。代表性论著有《日本史》《日本近代化研究》等。

[2]译者注：源了圆（1920.7—），熊本县人，日本历史学者，近代日本思想史专家。1948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系。历任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教授，1984年退休，任名誉教授。又任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北京日本学中心、牛津大学等学校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