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原始儒学以伦理、政治学说为中心，虽然不具有像佛教那样缜密的思辨性理论体系，但关于世界的本源，已经形成了超越感觉与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例如，《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探究世界法则的哲学思想。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中包含的阴阳五行思想也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到了宋代，逐渐形成了包含丰富形而上学思想的理学体系。

与中国儒学相比，日本在江户时代虽然接受了具有强烈思辨性质的宋明理学，但多数儒学者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其中形而上学的内容上，而且，对其采取不关心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儒学者，如源了圆指出的那样：“不知何时，将其变成了可称作‘经验合理主义’的实学思想。”[1]当然，日本儒学者并非完全不把形而上学作为问题，只是相比较来说不那么重视。相良亨曾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以儒教为媒介所进行的思考留给日本人的精神遗产，虽说不是全部，但首先是或基本上是使他们自觉地认识到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2]但不是对世界本源和法则进行形而上学思索的启发。如前几章所述，藤原惺窝基本不把“理气关系”作为问题，即使谈“理”，也是相比把“理”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更多地把“理”解释为具有道德性质的“道理”或“义理”。林罗山长时间侧身于王阳明“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的理气不可分论，无视“理”形而上学的性质。即使是以严守朱熹学说自居的山崎闇斋，也不将性理问题视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或本体论的问题来对待，而是将其作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伦理、修养问题或人生道路问题。贝原益轩更是将朱子学的形而上学向经验主义方向发展。古学派的素行、仁斋、徂徕三人，如田原嗣郎所言，“他们仅将自身的世界限定为人类的世界……而不着眼于在此之前的问题、世界的原因等”。[3]

日本儒学者在接受中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时，对其中形而上学内容的选择和改变，与日本文化不喜好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等“即物主义”的特性有关。源了圆在《日本人的自然观》[4]中，就作为日本人或日本文化性格之一的“即物主义”倾向做了详细论述。源了圆说古代日本没有像古代希腊、古代中国那样的哲学反省。另外，古代日语中，表示山、川、草、木等自然物的词汇很丰富，但是，没有相当于汉语中的“自然”的词汇。这就是说，对古代日本人来说，自然是一个个山、川，一根根草、木，但没有形成超越它们的“自然”的概念。从古代末期到中世，通过佛教“无常观”的印证，日本人形成了“美的自然观”——“雪月花”的自然观，但还未形成“超越自然”，统合“外自然”与“内自然”的哲学视点。到了近世，在上述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受到“超越自然”，统合“外自然”与“内自然”的朱子学思想体系的强大冲击，出现了很多或将其向经验主义方向修正（贝原益轩），或全面否定它的学者（古学派）。另外，中村元在《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中也指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非合理主义倾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日本人拙于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缺乏以抽象的普遍形式进行的空想性。[5] 日本儒学较不关心形而上学内容的倾向，既是日本人或日本文化性格之一的“即物主义”这一特异性的产物，又是其表现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