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儒学的伦理观在现代日本社会中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力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精神文化的“滞后”现象有关。一般说来，物质文化可以急速变化，但精神文化，特别是社会伦理观和民族心理，不会与物质文化并行，在一朝一夕间发生变化。社会的伦理观和民族心理，虽然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它的变化要比物质文化和社会环境变化滞后。没有被革命改造过的社会或是历史悠久的社会，这种“滞后”现象更为显著。战后的日本，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生产和日本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消费水准等，都可与欧美先进各国相比肩。而且在建立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方面，日本与欧美先进各国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以儒学道德为其部分内容的日本人的伦理观和民族心理的变化则相对滞后，仍作为潜流存在于日本社会中。二是因为儒学道德的部分内容仍适用于现代日本独特的社会构造。关于日本的社会构造，川岛武宜在《日本社会的家族式构成》（1947年）一书中曾指出，日本社会是由家族以及家族结合而组成的。在战前的日本社会中，除儒教家庭和民众家庭外，很多家族关系都被打造成与真正的亲子关系几乎相同的虚拟亲子关系。例如，地主与佃农之间被称为“亲方子方”的再版亲子关系。

图144《日本社会的家族式构成》（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家里“奉公”人和商店“奉公”人与“主家”之间的封建亲子关系，其现代版“企业一家”的工厂劳动关系，在公司、官厅、学校中亲分子分的派系集团，议会这种近代制度下的亲分子分政党，最后，由作为“子”的臣民和持有“亲心”来“指导”臣民的政府一起成立为家父长制国家，即是如此。在上述家族关系中，家庭生活的种种原理被扩大规模体现。其主要内容是：（1）“权威”的统治以及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2）个人自主行为缺失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责任感的缺失；（3）社会规范不允许进行任何自主的批判与反省；（4）团体内的亲子式家庭氛围和对团体外成员的敌对意识。这种家族、家族式关系或家族式原理都是与民主主义相对立的，如不“否定”它们，日本就无法实现民主化。[42]19世纪50年代，川岛武宜关于日本社会构造的观点得到日本人的广泛赞同，家族性质的团体主义成为批判的对象，被视为前近代的残留，但是，由于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被近代主义批判的家族式团体主义重新恢复自信。以此为背景，中根千枝于1964年发表了《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

中根千枝在《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对日本社会独特结构的现象描述，与川岛武宜和其他学者并无显著不同。中根千枝与川岛武宜一样，也认为家族主义及其虚拟是日本社会结构的特色，她说：“日本社会集团构成的原理集中地表现为‘家’，在日本的所有人口（至少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农村中）中都可以看到‘家’的存在，这种集团构成可以视为日本社会构造的特色。”[43]“以‘亲分’‘子分’为象征的人际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治家和黑社会中，实际上还存在于自己认为也被他人认为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人、讲授西欧经济与社会的大学教授或在最先进的大企业中工作的人们中间。”[44]

中根千枝与川岛武宜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对日本社会的家族式构成的解释和评价。中根千枝是以社会人类学的“场”和“资格”的理论来分析日本社会构造的。她认为日本是强调“场”的社会，如日本人对外（向他人）介绍自己的社会位置时，相比“资格”（自己的姓氏、出身、学历、地位、职业等）更喜欢先讲“场”（自己所属的职场、公司、机关、学校等）。因此，在日本社会中“纵式”的人际关系（亲分子分关系、异质者因异质性结合而成的关系）发达，而“横式”的人际关系（理论上的种姓、阶级关系）并不发达。中根千枝虽然承认“纵式”团体成员间的“不平等性”和“序列意识”，但更加强调上下之间纵式关系的情的联系和“人间平等主义”（根据会田雄次的《日本人的意识构造》，前者是表面的纵式关系，后者是内在的纵式关系）。

中根千枝对日本的独特社会构造的评价，虽然承认这种“纵式”人际关系压抑了个性或自我的发展，还会造成同类团体的过当竞争，但又认为它不是用“封建的”可以简单概括的人际关系，而是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是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中难以变化的部分。她说：“日本式的团体构造，不能用封建的或前近代的简单概括，其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现代性的，是非常有效的组织方法。”“实际上，日本人能成功地实现令人瞩目的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百分百地灵活运用了这一‘纵式’联系的结构。”[45]

日本社会构造中的家族主义特色到底是“封建残余”，还是具有延续性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其功罪如何？关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或许需要未来的历史学家去做。但在这里可以指出的是，中根千枝对日本社会构造的分析，对于说明日本社会的现状是颇具说服力的。日本式的“家”制度确实如川岛武宜所指出的那样，在战后被否定，但是，这种家族式的团体主义即使其表现形态与战前不尽相同，但仍继续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特别是存在于企业中（当然，随着机械化和合理化的进展，企业中的共同体气氛必然会发生变化）。而这种继续存在于现代日本社会中的独特的社会构造，正是儒学道德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优先考虑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纵式”社会中，日本人的价值观不置于以绝对性为前提的宗教，而是置于作为社会强制性规范的道德。反过来说，这种“纵式”社会需要道德的正当性予以维持。为“纵式”社会提供道德支柱的，不可能是欧美的个人主义伦理观，而只能是适应“纵式社会”需要的、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伦理观。总之，儒学虽是以中国的社会构造和人际关系为基盘而成立的思想，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横竖关系平衡的社会，儒学道德中既有适应“资格”的人际关系内容（例如“悌”“信”等），又有适应“场”的人际关系内容（例如“孝”“忠”“恩”“和”等）。并且，一部分儒学道德观念，为适应日本的“纵式”社会而被改造（就像川岛武宜指出的那样，日本现代儒学中的“孝”与中国古典儒学中的“孝”不同，其中包含着在给予“恩”的条件下的特殊的伦理性心理构造）。这些适应“纵式社会”（根据“场”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儒学道德，作为“纵式社会”的道德支撑而持续存在。

在通过“场”将不同性质的人组成团体的“纵式”社会里，为强化团体，增强它的机能，必须加强团体成员的一体感。在这种场合，儒学“和为贵”的道德观念便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日本人来说，“和”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团体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和”。为维持团体成员的一体感，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对抗。例如，做出重大决定时，不是仅由领导个人提出，而要经过团体成员的讨论确定。讨论时，为避免公开对抗，人们谨言慎行，尽可能用委婉的语言表达意见。但是，日本人的伦理观，具有相对主义的特色。这种“和”的道德仅适用于本团体成员（自己人），不是普遍适用的。因此，同类团体之间便互相视为敌手，彼此进行过当的竞争。表现在国际社会中，日本人的“和”和对他人的同情并不涉及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甚至将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视为现在的或将来的敌手。现在，日本被国际社会称为利己主义国家的原因即在于此。

在“纵式”人际关系构成的团体中，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上下关系位置上，但是，这种上下关系不仅仅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和服从，它们之间还有“纵式”的情的联系，即保护由依存予以报答，温情将得到忠诚的回报。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也是如此。中根千枝认为这种“纵式”的情的联系，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从“纵式”的人际关系中理所当然产生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纵式”的情的联系，包含有居上位者为维持上下关系的稳定，有意识地予以利用的因素。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暂且不论，但在现代日本的“纵式”社会中，确确实实存在上下的情的联系。这种上下关系中的情的要素，正是“恩”“诚”（“忠”）等道德观念能够继续存在的土壤。例如，日本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大都实行终身雇佣制，就像“全包”所说的那样，企业对雇员的关心甚至涉及雇员的私生活（提供住宅、结婚、生育等）。同时，企业致力于培养雇员的忠诚感情和爱社精神，而雇员则被要求尽全力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这样，企业与雇员之间形成“恩”和“诚”的关系。日本人希望上司与部下之间存在从个人忠诚心出发的温情主义。例如，自1953年以来，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曾进行多次调查，调查的题目是，在“遵守规则不让加班，但在工作之外也不给予照顾”的科长和“有时不遵守规则让部下加班，但在工作之外善于关怀人”的科长之间，你选择谁做领导？历年的答案都是八成以上选择后者，1978年，选择后者的高达87%。

总之，战后的日本虽然没有了作为国民教化根本方针的儒学，但儒学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仍然存在于日本人的心中。那么，儒学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会不会在日本永存不衰呢？关于这一点，还是不做推测为好。但是，做出如下判断似无大碍，即只要前述的“纵式”社会在日本继续存在，儒学的影响便不会全部消失。

注释

[1]福泽谕吉：『学問のすすめ』，旺文社，1971年，第13頁。

[2]同上，第100頁。

[3]同上，第100頁。

[4]同上，第106頁。

[5]同上，第130頁。

[6]福泽谕吉：『学問のすすめ』，旺文社，1971年，第133頁。

[7]家永三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6年，第120頁。

[8]同上，第120頁。

[9]源了圆：『実学思想の系譜』，講談社，1986年，第42頁。

[10]遠山茂樹等：『近代日本思想史』（巻一），青木書店，1956年，第227頁。

[11]同上，第168頁。

[12]宇野精一等：『講座東洋思想10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334頁。

[13]岩井忠雄：『明治国家主義思想史研究』，青木書店，1972年，第64頁。

[14]西村茂樹：『日本道徳論』，岩波書店，1969年，第12頁。

[15]同上，第9頁。

[16]同上，第24頁。

[17]同上，第24頁。

[18]同上，第27頁。

[19]西村茂樹：『日本道徳論』，岩波書店，1969年，第28頁。

[20]同上，第28頁。

[21]同上，第28頁。

[22]同上，第29、30頁。

[23]同上，第24頁。

[24]宇野精一等：『講座東洋思想10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358頁。

[25]藤直幹：『日本の武士道』，創元社，1956年，第147頁。

[26]宫島真一：『東洋哲学史綱要』，文進堂，1943年，第299—301頁。

[27]藤直幹：『日本の武士道』，創元社，1956年，第165頁。

[28]新渡戸稲造：『武士道』，岩波書店，1969年，第32頁。

[29]新渡戸稲造：『武士道』，岩波書店，1969年，第23頁。

[30]同上，第137頁。

[31]同上，第140頁。

[32]同上，第140頁。

[33]戸坂潤：『日本イデオロギー論』，岩波書店，1982年，第420頁。

[34]高階順治：『日本精神の哲学的解釈』，第一書房，1937年，第372頁。

[35]古川哲史、石田一良编：『日本思想史講座7近代思想2』，雄山閣，1976年，第223頁。

[36]長嶺秀雄：『日本軍人の死生観』，原書房，1982年，第154、155頁。

[37]金源：《从战争狂人到朋友》，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38]赖肖尔著、国弘正雄訳：「日本人」，文芸春秋，1981年，第22頁。

[39]沃格尔著、谷英等译：《日本名列第一》（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40]程伟礼：《日本经济发达的文化溯源》，《人民日报》，1986年1月11日。

[41]《天下杂志》，台湾，1986年3月。

[42]川島武宜：『日本社会の家族的構成』，日本評論社，1950年，第18—22頁。

[43]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67年，第36頁。

[44]同上，第164頁。

[45]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67年，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