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所谓“日本型的一种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也与儒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同当时的进步学者户坂润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意识形态，即使一个个分别来看，理论上也不具有任何体系的真实性，更不具备统一全体的世界观构造。而是分裂成精神主义、农本主义、日本国民主义、亚洲主义、东洋主义、王道主义等种种，不知所归何处。归处……经过皇道主义，最终都归着于国体明征主义。”[33]关于日本的“国体”究竟是什么，当时一部分人基于《教育敕语》作出如下解释：“形成我国国体精华的是（一）‘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二）‘我臣民克忠克孝’（三）‘（我臣民）亿兆一心’三个要素。”[34] 实际上，不过是《纪》《记》神话宣扬的神秘主义国家观和儒学“忠孝”道德观的混合物。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思想都仅仅被集约为“忠君爱国”四个字。

图142 《国体本义》，1937年出版，由文部省向全国学校配发。其中很好地体现了国体明征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在“国体明征”和“忠君爱国”的号召下，麻痹民众的良心，强迫民众参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开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其口号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1941年1月，以东条英机的名义发布了《战阵训》。其中《第一、皇国》一章中，有“大日本乃皇国。万世一系之天皇在上，绍继肇国之皇谟，君临于无穷。皇恩遍及万民，圣德光被八纮。臣民亦忠孝勇武，祖孙相承，宣扬皇国之道义，翼赞天业，君民一体，以克致国运之隆昌。”[35]战争中，无数的日本青年盲信所谓“八纮一宇”的日本至上主义思想和“忠孝勇武”的儒学道德，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者。一位前军人根据《太平洋战争特别攻击队遗芳录》一书，推察死者有何愿望，关于自己死的意义是如何想的。结果，在278名死者中，有138人说为了“祖国、父母、悠久的大义、天皇”而死。[36]在中国被思想改造的战犯，反省自己的过去说：“我崇拜天皇，盲信神佛，成为日本帝国支配阶级的忠实猎犬。他们驱使我参与到侵略中国的战场中，让我认为这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并且视杀人放火为‘忠君爱国’的英雄行为。”[37] 儒学道德被恶用为高扬战意的手段，这一事实虽已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图143 《初等科国语一》

另外，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的“美名”下，侵略中国及亚洲诸国，虐杀民众。在思想界，一些右翼学者配合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动，他们恶用儒学，试图从思想上为此侵略行动“正名”，提出了很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