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精神和儒学道德
从明治维新到19世纪末，明治政府致力于“改正条约”事业，争取修改欧美诸国强加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明治政府在力求摆脱被压迫民族地位的同时，还采取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错误方针。明治十七年（1874），日本政府为了向外转移国内武士阶层的不满，出兵中国台湾。1875年，日本政府又策动“江华岛事件”，利用军事力量逼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这一不平等条约，使朝鲜开国。日本政府对内镇压人们争取生存、自由和权力的斗争，对外为了不断寻求侵略和扩张领土的机会，采取了一系列军国主义政策。1872年颁布了“国民皆兵”征兵令。1878年，将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设置为直属天皇而独立于政府权限之外的部门，统帅和军令也从一般政治中独立出来。另外，关于国家政治，参谋本部可以通过天皇对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形成了使军部专制成为可能的机构。这样，日本在国内国外的政策方面，都踏上了军国主义路线。日本军国主义引发了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最终导致日本全面败北。
在日本军国主义膨胀的过程中，儒学遭到恶用。这主要表现在国内，以儒家德目为基本内容的“武士道”精神，首先以“军人精神”的崭新形式复活，进而作为“国民道德”被宣扬；在国外，以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成为侵略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宣传工具。
1878年，日本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的名义，发布了《军人训诫》。《军人训诫》规定“忠实”“勇敢”“服从”是军人精神的根本。《军人训诫》还说：“幕府时代的武士位于三民之上，以忠勇为宗旨，侍奉君上，以名誉廉耻为主。明治维新后，任何人都可以名列军籍，对三民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因而，毫无疑问也应以忠勇为宗旨。”[25]这不仅表明以“忠勇”为宗旨的武士道以军人精神的形式得以再生，而且明治政府还企图将其与国民图140《寻常小学修身书》（1910年）道德相结合。近代的军人精神与封建时代的武士道不同的是，忠节的对象从主君变为天皇。紧接着在1882年1月，以天皇的名义发表了《军人敕谕》。《军人敕谕》说：“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并将军人精神总结为五条纲领，即“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和“以质朴为宗”。[26]《军人敕谕》所列举的德目与武士道基本一致，也是儒学的德目。《军人敕谕》所体现的军人精神是封建时代武士道的继承与发展。由于日本当时实行所谓的“国民皆兵”制度，因而军人精神与国民道德是相通的。这一点从前述《教育敕语》所列举的德目与《军人敕谕》所列举的德目基本一致也能看出。当时有学者直接将《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谕》联系在一起。例如，内藤耻叟的《敕语训义》和重野安绎的《敕语衍义》都在注释《教育敕语》中“义勇奉公”时，全文引用《军人敕谕》，认为不仅仅是现役军人，所有与军籍相连的国民都应该铭记于心，宣扬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
日本在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对军人精神的鼓吹更是甚嚣尘上。青年将校樱井忠温参加了日俄战争中的旅顺攻击战，并身负重伤，据此发表了实战记录——《肉弹》。明治天皇读后大加赞赏，《肉弹》因此被多次印刷。对军人精神的鼓吹，在国民教育中尤为严重。例如，当时小学修身教科书的第二卷中，记述了海军中佐广濑武夫的事迹。广濑武夫在参加由闭塞船福井丸沉没而闭塞旅顺港的战争中战死，被尊称为“军神”。1907年到1941年，国定教科书前后共修订了5次。观察其中出现的人物数量，在修身教科书中，日本的武人、军人的数量占10.3%，居第三位。国语教科书中，占33.9%，居第一位。通过这种宣传，以忠节为中心的军人精神被敬为“大和魂”的精华和国民道德的模范，渗透到日本全体国民的心中。正如反战论者幸德秋水在《帝国主义》中所揭露的那样：“他们平常在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27]新渡户稻造曾留学美国、德国，是一位娶西洋妇人为妻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在1899年用英文写成了《武士道》一书，向西洋人介绍武士道的渊源、特点和影响。《武士道》中写道：“就严格意义的道德教义来说，孔子的教训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28] 新渡户稻造赞扬日本的武士道，说：“作为封建制度产物的武士道光芒在其基底制度消失之后依然存留，如今仍照亮我们的道德之路。”[29]“有人说日本在最近和中国的战争中取胜靠的是村田式步枪和克虏伯大炮的力量，这只不过说出了真理的一半……最进步的步枪也不能自己发射，最近代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胆小鬼变成勇士。我们在鸭绿江、朝鲜和满洲取胜，靠的是跃动于我们心中的祖宗的威灵。这些威灵是我们勇武的祖先不死的魂魄，有眼力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30]关于武士道的前途，他认为与禁欲主义思想一样，武士道“作为体系是消灭了，但作为道德依然存续。”[31] 还说：“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规定或许消失了，但其力量于地上无穷尽。其武勇和文德的教训作为体系或许已经被毁灭，但其光明、其光荣将永存。”[32] 即便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新渡户稻造，也赞誉这种武士道与军人精神，可见，作为时代错误价值意识的军人精神，是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毒害着日本国民的心灵。
图141 《武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