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分裂、弹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工作奏效之后，荣升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为了修改条约继续推行欧化主义。明治十八年（1885），文部大臣森有礼跟随伊藤的方针，主张“在现代提倡孔孟之教是迂腐的”。当然，伊藤博文、森有礼等开明派官僚的欧化主义，和保守派的儒学至上主义一样，都是以强化富国强兵政策和天皇制政权为目的的，但伊藤博文等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儒学至上主义是不合时宜的。1886年，西村茂树针对欧化主义发表了《日本道德论》，主张调和儒学和欧洲哲学，把作为传统价值的儒学加以改造，使之满足新阶段天皇制统治的需要。

图136 西村茂树

图137、138 西村茂树选录《小学修身训·下》（1880年）和《日本道德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明治初期，西村茂树曾作为启蒙学者，介绍过西洋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但是，西村茂树逐渐回归到儒学主义。西村的《日本道德论》，首先指出道德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并说：“今日之势，不可不以合全国民力而保本国之独立，并耀国威于他国为必须至急之务。若问何以可达如此希望？余答之，除提高国民之智德勇即道德外，别无他法。”[14]西村茂树认为道德说“一种叫作世教，一种叫作世外教”。[15]中国儒学和西洋哲学是“世教”，以道理为主。印度佛教和西洋耶稣教是“世外教”，以信仰为主。“现今本邦立道德之教，与舍弃世外教，宜用世教恰当类似。”[16]那是因为“今日世外教只能取得下层社会人民的信仰，而无法获得上层社会的信仰。”[17]世教中，西洋哲学虽然“学理的微妙已达到无与伦比”，[18]但还是存在很多缺点。其中重要的是，理论上偏重知识，尚古思想淡薄，实践上缺乏安定人心之术，具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特别有轻视君主、父母的缺点。而儒学则“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五伦为中心，从致知格物起，直至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关于现世的事物，儒道可谓网罗一切天下的教法”。[19]因此，“今日以儒道为本邦道德之基础，胜于哲学。”[20]但是，西村茂树的主张与元田永孚的儒学至上主义不同。他说：“在今日，亦不能专以儒道立本邦道德之基础。”[21]那是因为儒学有六个不足之处。第一，儒学在理论的精密度上不如西学；第二，儒学“有安于退守，乏于进取的弊端”；第三，“儒道对尊属者有利，对卑属者不利”；第四，“儒道男尊女卑的说教多”；第五，“儒道是古非今，每事追求效仿唐虞三代之治”；第六，儒学不是“以理为师”，而是“以人为师”等。[22]所以西村茂树主张“一定的主义即采取二教（儒学、哲学）精华而弃其糟粕”，由而“合成”“天地的真理”，以为“日本道德之基础”。[23] 像这样，儒学思想在西村茂树的《日本道德论》中，经过改变而得以重生。

图139 《教育敕语》

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天皇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国政的总揽者，同时在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定型后，1890年10月公布了《教育敕语》。《教育敕语》由侍讲元田永孚和法制局长官井上毅合作写成，由山县有朋首相和芳川显正文相审议。按照芳川显正所言，《教育敕语》是为了“立道德大本统一民心”而颁布的。《教育敕语》的根本内容是：“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职能，成就德器，广进公益，开拓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24]《教育敕语》的颁布，确立了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它不仅影响着日本的近代教育，而且还广泛、持久地制约着日本近代的思想。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教育敕语》都发挥着作为日本教育乃至国家主义意识最基本的经典的作用。

总之，明治维新后，儒学自然观的影响已基本消失，但儒学道德观却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意识相结合而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