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开化时期，明治政权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明性，但随着其基础大致完成，出现了放弃开明、企图复辟的现象。明治八年（1875），明治政府制定了新闻纸条例和诽谤律，开始全面镇压舆论。因担心会员触碰到政府的忌讳而被革职，明六社自行解散。随着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明治政府的反击逐渐激烈。随着1878年演说取缔令、1879年集会条例、1887年屋外集会条例等的先后发布，明治政府镇压了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作为应对自由民权思想的对策，明治政府的御用学者们，首先引进社会进化论，以此来否定天赋人权的人间观。通过把原先适用于动植物界的进化法则机械地用到人类社会发展史，将作为现在“优者”的专制统治正当化。加藤弘之说：“以有关物理学科之进化主义驳击天赋人权主义。”[11] 另外，明治政府还想复活、引用儒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伦理思想。

图134 元田永孚

在儒学思想的复活和变化过程中，元田永孚（1819—1891）和西村茂树（1828—1902）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元田永孚始终坚持儒学至上主义，西村茂树则主要致力于将儒学旧物翻新，使其适用于新时代。

元田永孚出生于九州熊本藩士之家，曾就学于藩校时习馆。1871年出仕宫内省，被命为侍讲，向天皇、皇后讲授儒学。他利用这种侧近地位，不断地进行政治活动。1879年，元田永孚策动明治天皇向内务卿伊藤博文和文部卿寺岛宗则颁布了《教学大旨》，其内容由元田起草。其中认为，文明开化风潮带来了如下结果，即“其流弊在于后仁义忠孝，徒洋风是竞，将来之所恐，终至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命令“自今往后，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当以孔子为主”。[12] 针对《教学大旨》，伊藤博文上奏《教育议》，提出反驳。伊藤博文认为，风俗之弊是伴随维新变革的必然产物，未必是学制发布以来教育之缘故，由于汉学学生是政谈之徒的种子，因此，他主张比起汉学更应学习工艺技术百科。针对《教育议》，元田又起草了《教育议复议》反驳伊藤，力主“以四书五经为主”的修身教育。围绕德育方针，保守派元田永孚和欧化派伊藤博文的论争，实际上是明治政府的官僚们争夺文教政策主导权的斗争。在反对自由民权运动方面，他们却是一致的。论争的结果是伊藤保持沉默，元田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元田处在天皇“侍讲”这一有力的地位上，此外，还因为自由民权运动日益高涨，伊藤等开明派也需要利用天皇的权威。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之后，明治政府的开明政策更加趋向保守，复活儒学的气势越发高涨。1880年6月，一些朝野名流设立了斯文学会，1881年7月，推举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会长，展开了以儒学思想为基调的道德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和开明派的欧化主义相对抗。

图135 《幼学纲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1883年11月，宫内省向全国各学校和一般民众颁布了元田永孚编写的《幼学纲要》。其中，最为明确地体现了元田永孚的儒学至上主义。《幼学纲要》等政策的颁布，确立了儒学伦理思想在学校教育制度和基本方针中的稳固地位。《幼学纲要》的体例，从“孝行”说起，至“勉职”止，共20条，每条都先引用《孝经》和四书五经的语句，然后再叙述中国和日本的道德事例，还附有插图，据说是以朱熹的《小学》体例为范本，或者至少是作为重要参考编写而成。1884年，元田永孚又发表了《国教论》，主张以儒学为国教。《国教论》中写道：“以天祖之诚心立，君臣之大义明也，父子之至亲敦也。扩充之，以孔子之道德；补益之，以欧学之格物。用此为国教。”[13] 从《教学大旨》《幼学纲要》《国教论》可以看出，元田永孚的儒学至上主义是原封不动的复活儒学，没有创新之处。因此，在文明开化既已经过的时期，作为应对高扬的自由民权斗争是不充分而且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