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学者和自由民权思想家的儒学批判

明治维新后，新建立的明治政权所面临的课题是：在国内，亟需发展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摆脱由欧美列强施加的半殖民地化危机，并使日本成为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施行了“文明开化”政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吸收西洋诸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批判佛教、神道、儒学等封建文化。这表明明治政权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明性。新政府首先推进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政策，以致各地佛像、佛具和佛堂被大量烧毁和破坏。明治三年（1870）正月，新政权下达大教宣布诏令，意图推进神道国教化政策，但因开明派官僚和民众的抵制，教部省于1877年被解散，神道国教化政策宣告失败。新政府批判封建教学的儒学，1872年学制发布的《太政官布告》批判以前的学问教育为“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学制发布的结果是，普通私塾和寺子屋大多被关闭，以前的藩校或则停办或则被令关闭。汉学很快濒临废绝。就连东京大学汉文科的学生也十分稀少。

图132、133 《劝学篇》和福泽谕吉

在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时期，以“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学者们积极吸取西洋思想，大胆批判儒学等传统思想。他们引进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儒学是“虚学”。他们引进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功利主义，提倡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和对情欲的尊重，批判儒学的禁欲主义。他们引进“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提倡“自由平等”和“独立自尊”，批判儒学的名分思想和服从道德。在启蒙学者中，对儒学展开最尖锐而有系统的批判的是福泽谕吉。福泽在《劝学篇》中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他批判古代以来“上下贵贱”的名分论和忠义道德，说它们“归根到底是让他人之魂占据我身”，[2]他不无讽刺地说世间所谓的“忠臣义士”不过是“他人之魄止宿的旅舍”的可怜之人。[3]另外，福泽认为，“自古以来中日劝人行孝的故事……愚蠢而又可笑”。[4]他认为，“政府职能在于牧民”是“极其失礼的说法”。[5]还说：“主张正上下贵贱名分，乃源于欲行专制之权，其毒害在于使人间流行欺诈术策。”[6] 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进一步批判儒学是“一半是有关政治的学问”，而且是“帮助政府本来性质中的专治元素发生并为其润色的一种存在”，是与“人民同权”存在敌对关系的学问。

文明开化时期的启蒙学者们吸取西洋思想，批判传统思想，在培养日本人科学自然观和政治主体意识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治主体意识的成长，对自由民权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

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自由民权思想家们在提倡彻底解放人格与人权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同时，批判儒学。例如，植木枝盛对儒学的批判，主要针对作为儒学社会基础的父家长制家族制度。植木在《兄弟论》中说，自古以来重视长幼秩序的思想“可谓专制思想的分派”。[7]在《男女及夫妇论》中，考虑男尊女卑陋习的由来，主张男女同权、夫妇平等，谴责儒学的传统的道德观助长了这种陋习，大声疾呼“妇女们，抛弃儒学，撕毁四书五经及小学之类，它们都是你们的仇敌”。[8]

日本的启蒙学者们大多富于汉学教养。因此，他们一边批判儒学，一边以儒学概念为依据，理解和接受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启蒙学者经常使用的“实学”概念，朱熹在有名的《中庸章句》的序言部分就使用过。日本近世的儒学者中江藤树和荻生徂徕也使用过“实学”概念。据源了圆研究，日本近世“实学”的内容是“追求人生真谛的学问，道德实践的学问，以政治实践为宗旨的实用的学问，被实理证实的实用的经世济民的学问等等，包含有多种意思”。[9]当然，启蒙学者所说的“实学”，并非指以上内容，其包含的内容已经变化了。福泽谕吉常常将其与“科学”作为同等意思使用。津田真道认为儒学是“虚学”，西洋的近代科学和哲学才是“实学”，说：“盖学问大别有两种。夫论高远空理之虚无寂灭，若五行性理、或良知良能之说，虚学也；征之实象，专说确实之理，如近今西洋之天文、格物、化学、医学、经济、希哲学等，实学也。”[10] 除“实学”之外，“理学”“格物学”“穷理学”“修身学”等古语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