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8 藤田东湖座像

藤田东湖（1806—1855）是藤田幽谷的次子，生于水户。文政九年（1826），幽谷去世，第二年东湖继任家督，参与彰考馆的编修工作。1829年，东湖带头策划了拥立齐昭的运动。因此得到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的信任，成为水户藩的政治中心。天保八年（1837），齐昭命东湖为即将创建的藩校弘道馆起草《弘道馆记》草案，阐明其理念。东湖很快完成并向齐昭提出了草案，1838年，以齐昭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弘道馆记》。《弘道馆记》被视为后期水户学的完成之作，其中展现了东湖和齐昭二人的思想。东湖的代表作《弘道馆记述义》是对《弘道馆记》的解说，与《新论》一同作为后期水户学的经典，在全国被广泛阅读。《弘道馆记》和《弘道馆记述义》仅仅沿袭了幽谷和正志斋的思想，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但是，东湖的才能在政治方面，他是将后期水户学理论带入政治领域的实践家。

图129、130 《弘道馆记述义》封面和正文

《弘道馆记》和正志斋的《新论》一样，都从尊王攘夷的方面赞美了德川家康的事业，说：“我东照宫拨乱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开太平之基。”[43]东湖的尊王论，并没有超越幽谷、正志斋，而是与他们一样固守于尊王的封建阶级秩序，不带有反幕性质。东湖在《弘道馆记述义》中有如下记载：“天下万姓煦育之恩，本于天祖。二百余年太平之化，源于东照宫……若慢其君父，欲直尽忠于朝廷与幕府，则犯分逾等之甚，适足以取僭乱之罪而已。”[44]德川齐昭的尊王论也是如此。在1834年十一月十七日给幕府老中大久保忠真的信件中，齐昭写道：“鄙人认为，将军敬京都之仪，天下自然大统，第一，应适其身份，士民尊敬其领主，领主尊敬将军，将军尊敬京都，若忘其身份应称乱民。”[45] 总之，只有位于封建阶级秩序顶点的将军才能直接尊崇天皇，大名、藩士直接尊王不仅不合适，反而会被认为“犯分逾等”、“僭乱之罪”。这种尊王论绝对肯定现存的幕藩体制，以敬幕为实质内容。

东湖从很早就抱有强烈的对外危机意识。在1828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信件中，东湖说：“目前忧患种种，笔纸难尽，其内夷狄、盗贼、凶荒三条，其征既现，其祸既萌，决不可疏忽。”[46]但针对如何应对“外患”，东湖基于“华夷、内外天下之大闲”的华夷思想，主张锁国的“攘夷论”。他视德川家康为“攘夷”模范，即“至东照宫，更大设宪令……于此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为宪法第一义，其果决明断，攘除夷狄，盖亦如此。今恭观其遗训，于仁政武备之要，尤垂深戒。虑其内忧防其外患之所以者，不一而足。”[47]按照东湖的想法，必须靠振兴“天地正大之气”来克服危机。而且认为，只有靠“万人的魂入替”才能振兴“正气”，即“磅礴正气之所，富国强兵是大本，若国富兵强，外患何足担忧。”[48] 即使到佩里来航之际，东湖的“外夷”对策也没有改变。

安政二年（1855），江户大地震中，东湖为了救出母亲而被压死，没有参与“开国”以后的尊王攘夷运动，齐昭作为幕政改革运动的指导者和幕末尊王攘夷论的象征，活跃在幕末的政治舞台上。那么，佩里来航后，齐昭的尊王攘夷论和《弘道馆记》时期的尊王攘夷论之间是否有变化呢？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后，齐昭始终对外采取强硬姿态，批判幕府的开国政策。齐昭担心若将军不采取对外强硬姿态，就会造成“失征夷之名目故，大名又轻蔑公家之义，终至背弃公家”的后果。[49] 另外，齐昭主张将军家自身应作为模范带头向天下展示尊王，不给诸大名以下之人留下批判幕府的口实，摘除外样大名和朝廷的勾结之芽。但是，齐昭也承认，在内忧外患面前，如果继续遵循原先老中的政治方式，是不可能打破危机局面的。于是，为了使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共同分担克服危机的任务，他主张进行幕政改革。齐昭将他们的力量汇聚起来是为了守住遭遇内忧外患危机的德川家族的天下。另外，齐昭之所以参加一桥派的幕政改革运动，是因为其内心期待自己的儿子庆喜成为将军。但是，按照齐昭的想法，虽然将亲藩、外样大名的政策积极反映在国政上是必要的，但终究还是要对应亲藩、谱代、外样等传统的身份。

图131 旧弘道馆（茨城县水户市）

齐昭采取上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作为御三家或者副将军的意识有关。齐昭认为“唇亡齿寒，御三家谱代大名皆幕府之唇，实应有所作为”。[50]因此，幕府老中有不当行为时，“即使舍身也应上报”是“三家溜诘”理所当然的职责，也是维持德川体制所必要的。可以说，在幕政改革运动中，站在御三家的立场，坚持封建阶级秩序的“尊王论”和对外强硬政策的齐昭与其他一桥派大名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安政大狱”前后，随着尊攘志士的反幕倾向逐渐增强，齐昭更是对尊攘志士的尊王攘夷运动采取了反对态度。樱田门外之变中水户藩浪士杀死井伊大老，齐昭说：“扫部头[51]纵有不妥，仍是将军家信任之宰相，杀害之，不妥之极，言语道断之曲事也。”[52] 总之，齐昭直到最后都坚守“副将军”姿态，想保住遭遇内忧外患的德川家族的天下。所以随着尊王攘夷运动的推进，德川齐昭和后期水户学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1][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页。

[2]同上，第272页。

[3]卲念鲁：《明遗民所知录》。

[4]陶希圣：《朱舜水》序说，收入于郭垣编：《朱舜水》，正中书局，1937年。苏曼殊：《断鸿零雁记》。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83页。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9页。王金林：《朱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及对日本水户学派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东方哲学研究专刊。

[6][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02页。

[7]同上，第397页。

[8]同上，第171页。

[9]同上，第406页。

[10]同上，第769页。

[11][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86页。

[12]同上，第194页。

[13]尾藤正英編：『日本文化と中国』，大修館書店，1973年，第188—200頁。

[14][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74页。

[15]遠山茂樹：『明治維新』，岩波書店，1951年。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

[16]源了圆：『徳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81年。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收入于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鈴木暎一：「水戸藩尊攘派の思想と行動」，季刊日本思想史，13号。

[17]吉田昌彦：「後期水戸学の論理」，季刊日本思想史，13号。

[18]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10頁。

[19]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11頁。

[20]同上，第13頁。

[21]同上，第31頁。

[22]同上，第44頁。

[2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52頁。

[24]同上，第50頁。

[25]同上，第51頁。

[26]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153頁。

[27]同上，第153頁。

[28]同上，第153頁。

[29]高須芳次郎：『水戸学大系2会沢正志斎集』，井田書店，1943年，第359頁。

[30]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63頁。

[31]同上，第78頁。

[32]译者注：即根本方针。

[3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557頁。

[34]市井三郎：『明治維新の哲学』，講談社，1975年，第130頁。

[35]译者注：指将军。

[36]『吉田松陰全集』（巻五），岩波書店，1940年，第192、193頁。

[37]『日本の名著31吉田松陰』，中央公論社，1977年，第324頁。

[38]山口宗之：『改訂増補 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68頁。

[39]同上，第270頁。

[40]译者注：指参与袭击东禅寺的武士。

[41]山口宗之：『改訂増補 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71頁。

[42]同上，第271頁。

[4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230頁。

[44]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335頁。

[45]『水戸藩史料別記上』，第210、211頁。

[46]鈴木暎一：「藤田東湖の思想」，日本歴史，413号，第10頁。

[47]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297頁。

[48]鈴木暎一：「藤田東湖の思想」，日本歴史，413号，第14頁。

[49]山口宗之：『改訂増補 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91頁。

[50]同上，第293頁。

[51]译者注：指井伊直弼。

[52]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