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幽谷

关于后期水户学的历史意义，学界评论不图念一碑12 4。（东其朱京一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纪大是学农说学后部期区水域户内学）

的本质在于拥护德川幕藩体制，是一种阶级秩序名分论，对维新变革具有否定性的影响。[15] 其二是说后期水户学的理念（例如，尊王论、“国体”

观）和其理论的综合性中有对维新变革发挥积极作用的要素。[16]其三，“平时”以拥护幕藩体制为目的的后期水户学，在佩里来航后的“动乱期”，分裂、展开为肯定倒幕的外样的后期水户学和拥护幕府的亲藩的后期水户学。[17]

但是，笔者认为，若从后期水户学的影响来看，其著作中洋溢的对幕藩体制现状的危机意识，特别是对外危机意识，唤起了幕末知识分子和尊王攘夷志士的民族危机感，尊王攘夷志士所继承的“尊王攘夷”口号，成为批判幕府和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根据，在这一方面，后期水户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后期水户学“尊王攘夷”论和“富国强兵”策本身来看，其始终是以重新强化幕藩体制为目的的。接下来探讨后期水户学代表人物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德川齐昭的主要思想。

奠定后期水户学基础的是藤田幽谷（1774—1826）。幽谷出身商家，15岁时得到其师立原翠轩推荐进入彰考馆，18岁时，被提拔为下士，参与《大日本史》的编修工作。1807年，被选为彰考馆总裁，第二年，在担任总裁的同时被任命为浜田郡郡奉行。

当时，幕藩体制的危机不断加深。国内方面，征缴苛酷的贡租和商品经济的渗透，使农民阶级分化，饥荒和起义频繁发生。另外，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加，而幕藩财政窘迫、武士家计贫乏现象日趋严重。国外方面，西洋资本主义列强对日本周边虎视眈眈。以宽政四年（1792）俄国使节拉克斯曼抵达北海道根室为契机，日本人的对外危机意识蔓延到了各个领域。

图125 藤田幽谷画像

为了应对幕藩体制的危机，1792年，年仅18岁的幽谷著述了《正名论》。《正名论》虽是幽谷青年时代的文章，但其中已经明确体现了晚年幽谷乃至后期水户学尊王论的特色。《正名论》首先强调构成幕藩体制基本原理的名分论，以其为尊王论的理论支柱之一。卷头便说：“甚矣哉，名分之于天下国家，不可不正且严也，其犹天地不可易欤！……君臣之名不正，上下之分不严，则尊卑易位，贵贱失所，强凌弱，众暴寡，亡无日矣。”[18]但是，面对危机，社会秩序一旦开始动摇，自然秩序的名分论便很难被接纳。为了强化名分论，幽谷引进神道以及国学中的“神国”思想，强调日本国体的不变性，作为尊王论的另一支柱。《正名论》说：“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父天母地，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八洲之广，兆民之众，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绝域，未有若我邦也。”[19]

但是，幽谷的尊王论并不否定幕藩体制。按照幽谷的说法，将军尊奉天皇为君主，祭上天的郊祀之礼与祭皇祖的宗庙之礼，如同中国天子尊奉天和祖先的牌位为主君一样，都显示了君臣之道。这只是一种礼仪形式，并不伴随君臣关系的实质。这种形式化的君臣关系具有巩固上下秩序意识的道德教化作用，即“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尊幕府；诸侯尊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20] 幽谷为维持、再建已松弛的上下秩序，强调具有阶级秩序的尊王论。尊王仅是将军的特权，而大名、藩士、庶民阶级对其直属上级尽忠就是尊王，结果，确立了顺从现存秩序的道德。《正名论》中避免谈及天皇政治上的责任。幽谷的尊王论可以说是以敬幕和强化幕藩体制为实质内容。其与知晓天皇意志所在、并满腔热情对其遵奉的尊攘志士的尊王论是有显著区别的。

宽政四年（1792），俄国使节拉克斯曼抵达北海道根室，给了幽谷很大的震撼。幽谷以此为契机，痛感外患危机而提出攘夷论。幽谷的攘夷论是后期水户学攘夷论的开端。宽政九年（1797），幽谷在向水户藩主治保上呈的信即《丁巳封事》中，针对外患提出以下警告：“北冥黠虏，窥窬神州，常有图南之志。奈何如今小智不及大智，妄以斥鴳之见，讥笑大鹏之为。所谓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异与此，天下之忧孰甚于此。”[21]但是，幽谷强调对外危机感，是为了推进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内政改革。幽谷力说对外危机感是“强兵良机”。他在《丁巳封事》中说：“有为之君，安不忘危，必作内政，以寓军令。自有北虏之警，幕府尝屡下令，使缘海诸侯预备不虞，此强兵之良机不可失也。”[22] 幽谷的富国强兵策，具体来说不外是除“好货之疾”和“借金之弊”。因而幽谷的攘夷论依然是以锁国为实质内容，与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等的开国海防论形成鲜明对比。

幽谷构筑了后期水户学尊王论和攘夷论的基础，但尚未将二者有机结合。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其门人会泽正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