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

水户学派是由江户时代水户藩的大名和一些学者形成的儒学流派。它可以分为前期水户学和后期水户学。参与由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主持的《大日本史》修史事业的学者们被称为前期水户学派。与此相对，幕末的德川齐昭、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等被称为后期水户学派。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参与《大日本史》修史事业的学者中，既有林家门流、京学派、崎门学派的朱子学者，又有古义学派学者，还有接受过中国亡命学者朱舜水教育的舜水学派学者。朱舜水对前期水户学及修史事业的影响重大，不可忽视。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玙，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出身于清廉的官僚家庭。少年时代就学于名儒，曾被誉为当地“文武全才第一名”。舜水一生虽12次受明廷招聘，但因不满明朝腐败，拒不应招。但在明朝面临危机之际，从45岁到60岁的15年间，舜水先后参与明朝守将张苍水、王翊、郑成功的抗清战争，为争取外援，多次往返于江苏以南的各地和日本、东南亚诸国之间。郑成功失败后，舜水怀“踏海全节之志”，于万治二年（1659）冬流寓日本长崎。客寓日本初期，生活极为窘迫。所幸的是，一位筑后柳河藩的儒学者安东省庵（1622—1701）不仅拜入舜水门下，还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资助舜水。此后，舜水名声日隆。宽文四年（1664），正在筹备编纂《大日本史》的德川光圀派小宅生顺会见朱舜水。两人谈话后，小宅生顺非常钦佩朱舜水的学问，并将其推荐给德川光圀，于是，朱舜水被德川光圀聘为客师，来到水户。《桃源遗事》中记载着：“朱之瑜至长崎，公（指德川光圀）遣使聘其为师，问道讲学，亲执弟子礼。”当时，64岁的朱舜水和38岁的德川光圀经常竟夜长谈，结为“忘年之交”。朱舜水提倡中日两国应该“世世通好，如同汉赵之交”，[1]两国人民应该平等相处，亲如一家。在回答奥村庸礼的书中，他说：“不佞视贵国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2] 舜水向德川光圀和日本学者全面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并就日本的政治方针、教育措施、礼仪制度、学术建设、文化本末、工程设计、农事园艺、服装衣饰等各方面，提出建议和实施方案。其中，有许多被幕府和水户藩当政者所采纳。例如，现在仍完好保存在东京的汤岛圣堂，就是当年根据舜水设计的《学宫图说》，并由他亲自参与建成的。总之，朱舜水客居日本的二十几年间，在接受日本友人援助的同时，也竭尽全力从事日本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中日文 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朱舜水的思想倾向，中国研究者的观点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认为其属于朱子学系统的，[3]也有认为其属于阳明学左派的。[4]还有研究者认为“朱舜水是反理学的思想家，与同时代的启蒙学者顾炎武、颜元等的思想有很多共通点”。[5] 依笔者之见，第三种意见更为恰当。

正如朱舜水所说的“学贵不阿”那样，他不盲从于朱子学或阳明学，而是对宋明理学和程、朱、陆、王各家，持具体分析态度，择善而从之。例如，舜水评价程颐说：“学以有用为贵，先生之学即有用也”，但同时又批判说：“伊川先生……但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6]关于王阳明的学问，他说：“王文成亦有病，然好处极多。讲良知，创书院，天下翕然有道学之名，高视阔步，优孟衣冠，此其病也。”[7]舜水对明代中叶以后的理学家也尖锐地批判道：“嘉、隆、万历年间，聚徒讲学，各创书院，名为道学，分门别户，各是其师。圣贤精一之旨未阐，而玄黄水火之战日烦。高者求胜于德性良知，下者徒袭夫峨冠广袖，优孟扺掌，世以为笑。是以中国学问真种几尽绝息。”[8]

图119 德川光圀画像（水户市义烈馆藏）

舜水在批判道学家的同时，提倡“实理”“实学”主张。所谓“实理”，就是与道学家“说玄说妙”相对的“现前道理”；“实学”就是“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9]、“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10]、“以开物成物，经邦弘化为学”。[11] 即学问应该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和社会。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与颜元、李塨等的“经世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朱舜水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并不大。进入20世纪后，中国才逐渐开始对朱舜水的研究。之后，有赖梁启超等人的研究，朱舜水及其思想终于引起人们的注意。昭和五十六年（1981）中华书局出版了《朱舜水集》。而在当时的日本，朱舜水的影响却很大。日本当时的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和朱舜水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例如，朱子学派木下顺庵、安东省庵、安积澹泊等，古学派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伊藤仁斋最初是在安东省庵的弟子那里结识舜水的，欲拜舜水为师，但舜水考虑到仁斋的性心之学与自己所学不同，再三拒绝。而在仁斋脱离宋理学，转向唯物论“气一元论”后，舜水则高度评价说：“伊藤诚修兄之《策问》甚佳，较旧年诸作，遂若天渊。若由此而进，竟成名笔乎！岂逊中国人才也！敬服敬服。”[12] 不过，受朱舜水思想影响最大的要属前期水户学派及修史事业。

图120 《朱舜水集》（中华书局）

图121 《大日本史》（德川家藏版）

《大日本史》的“正名”思想

水户学是以《大日本史》的编纂事业为基础而成立的。编纂周期（1672—1906）很长，可分为前期和后期。由德川光圀主持，正式开始编修是在宽文十二年（1672）。首先编纂的是本纪和列传。在光圀死后的第五年即正德五年（1705），本纪和列传脱稿，享保五年（1720）向幕府呈献了本纪73卷，列传170卷。至此为修史事业的前期。此后，虽着手编纂志与表，但因诸多困难，于元文五年（1740）后大约半个世纪里几乎陷于停滞状态。直到天明六年（1786），立原翠轩任彰考馆总裁后，才再兴修史事业。自那之后被称为后期。如尾藤正英指出的那样，前期修史事业的指导理念与后期存在差异。[13] 在前期编修成果本纪和列传后添加的论赞部分（对历史上人物的评论，由安积澹泊执笔），基本上是依据儒家的正名思想，而支撑后期修史事业的理念则是日本传统的神话历史观及大义名分论。因此，朱舜水的历史观对前期《大日本史》的修史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图122 朱舜水的字

图123 朱舜水画像 立原杏所书

根据朱舜水的历史观，史书编纂的目的不止于叙述历史事实，还在于明“义理”。“义理”是儒学的道德理念，明“义理”就是展示支配历史的道德理念。另外，明“义理”最好的方法是读史书。他说：“一部《通鉴》明透，立身制行，当官处事，自然出人头地……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14] 朱舜水认为明“义理”的经典历史著作是《春秋左氏传》和《资治通鉴》。

在编修《大日本史》时，德川光圀曾“聘舜水朱之瑜，讲究《春秋》之大义”（板仓胜明《书澹泊先生史论后》）。德川光圀受到舜水的影响，认为编修《大日本史》的目的在于“正闰皇统，是非人臣，辑成一家之言”（《梅里先生碑文》），即基于一定的道德标准，区分日本皇室的正统与闰统，判定人臣的是非功过。反过来说，通过读《大日本史》所描写的历史，可以逐渐把握一定的道德理念。比较朱舜水和德川光圀的历史观，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共通点。

最能明确体现前期修史事业历史观的是每卷的论赞部分。论赞是德川光圀死后，由安积澹泊执笔所作，其内容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严格地评价历史上的人物，特别是历代的天皇和朝廷重臣。安积澹泊自10岁起跟随朱舜水学习儒学经典，是舜水在日本最亲密的学生。舜水通过安积 澹泊对《大日本史》前期的编纂事业产生了思想上的影响。

另外，明确体现《大日本史》思想主张的是有名的“三大特笔”。与本纪相关的“三大特笔”，即不为神功皇后立本纪，而将其归于后妃列传之中；承认天智天皇死后大友皇子即位，为其立天皇大友纪；基于南朝正统的主张，为南朝天皇立本纪（因此视楠木正成为忠臣）等三点。所谓的“三大特笔”都是基于“正名”思想而做出的判断。《大日本史》三大特笔中所表现的“正名”思想是中国儒学传统观点中的一种，与朱舜水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天地间之定位也”有关。再者，从朱舜水称赞楠木正成“忠勇烈节，国土无变”（《楠木正成像赞》）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大日本史》是相同的。

但是，到了修史事业的后期，初期的编纂方针逐渐被修正，为后小松天皇立本纪，在其卷首添加北朝五主记事的同时，还在论赞部分引入了以三种神器所归为基准定正统的新想法，到文化六年（1809），论赞部分全部被削除，初期编纂方针被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