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久间象山（1811—1864）原本为朱子学的信奉者，并立志振兴“业已衰微之正学”。在1837年的大盐平八郎起义之后，他认为起义的原因即在于阳明学，强调有必要振兴“正学”。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象山认识到西洋各国的炮术要比中国和日本强得多，他说：“当今武备莫过于是”（天保十三年十月九日寄给加藤水谷的信件）。于是，为了“知己知彼”，他从34岁开始学习荷兰语。每日仅睡2—3小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读完他人需要一年才可读完的荷兰语文法书，然后大量阅读科学书和军事关系的相关书籍。他还亲自参与制造大炮、火药、硝石、照相机等，专心于兰学。通过这些，他清楚地认识到西洋的科学技术是西洋的长处，从“国力第一”（寄川田八之助等书，安政元年二月十九日）即强调“力”的观点出发，主张为了“以夷之术制夷”（寄小寺常之助书，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而引进西洋科学技术。他分析中国失败的原因，批判儒学的华夷思想，说：“清朝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西洋诸国）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故一旦与英交乱，必致大败，遗耻于世界……”（波留麻出版的寄于藩主之书信[22]，嘉永二年二月。）另外，他批判朱子学的自然说，说：“汉人之天地说，秦汉以来，至于周张程朱诸贤，影响虽多，得其实则甚少，看而厌之。故某以西洋实测之学补大学格致之功。”（寄小林柔介书，文久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图113 佐久间象山画像

图114 象山自制的电气治疗器图115 象山使用的蒸馏器

图116 象山使用的望远镜

但是，象山批判朱子学的自然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抛弃了朱子学。他是以朱子学的“格物穷理”观念为媒介来理解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的。他虽说“为学之要在格物穷理”（《邵康节先生文集序》天保十一年），但同时又指出：“西洋穷理亦符合程朱之意，故程朱二先生格致之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依程朱之意，西洋学术皆吾学之一端，本非他物”（寄川路圣谟书，弘化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即“西洋的穷理”不仅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不矛盾，而且是“符合”它的，因此，他虽认为可以以朱子学“格物致知”的理论为媒介吸收西洋技术，但仍是以儒学观念作为评价西洋文明的基准。但是，他对“格物穷理”的解释已逐渐脱离道学[23]的传统，已将其解释为近似于近代科学的实验或实证的方法。在对“格物穷理”再解释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了宇宙间“理”的同一性和普遍性。这样就可以打破自然科学的国界限制，评价吸收西洋科学。他说：“宇宙间实理无二。理之所在，天地不能异，鬼神不能异，百世圣人亦不能异。近来西洋所发明之许多学术，要皆实理，皆足以资吾圣学”（《赠小林炳文》）。象山虽然承认朱子学的理、道理与物理、道德规范与自然法则存在连续性，但他关心的重点已转移到物理和法则方面。他说：“人伦日用岂有外于物理者耶？余未见昧于物理而周于人伦日用者”（《邵康节先生文集序》）。依照象山的说法，“穷理”方法不是内省的方法，而是重“实测”和“实验”，是根据“能归结为规则的证据”，一步步地去把握世界。象山屡屡使用的“实验”概念，已不是以往那种实地见闻考察的意思，而是指有目的地设定人为条件，从而把握观察对象的规律性或因果关系，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实验。他还指出“详证术乃万学之基本”（《省愆录》），认为数学是诸学科的基础，主张学习数学。

但是，象山西洋文明观的转变仅仅局限在科学技术的范畴，尚未涉及社会、政治体制领域。如他所宣扬的“贵贱尊卑之等级，天地自然，礼之大经有之”那样，仍然视封建的阶级秩序为天地间自然的秩序。[24]他的这种思想倾向被凝练为一句话，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