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学的传播

16世纪后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与商人来日，带来了称作“南蛮”文化的西洋文明。但是，由于江户时代初期实行“锁国”政策，西洋文明的传播陷入了停滞状态。然而在享保五年（1720），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缓和汉译洋书的输入限制。1740年，又命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在这些政策的带动下，西洋文明的传播形势逐渐高涨，以长崎为窗口，通过荷兰人或者荷兰语书籍对西洋文明的研究盛行起来。当时，此学问被称为“兰学”，其主要内容是医学、动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但是，西洋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一般认为，1774年由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翻译出版《解体新书》为日本兰学的出发点。自那之后，犹如《兰学事始》中所说：“一滴油滴入池水，迅即布满全池”，兰学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前半期在日本各地广泛传播，成为学界一股可观势力。

图109、110 鸣泷塾和西博尔德放血手术图 文政六年（1823），作为荷兰商馆医师赴任的西博尔德，在长崎的鸣泷兴办了诊疗所和学塾，一边进行诊疗一边向日本人传授西洋学问

随着兰学的传播，兰学者或者是与兰学相关的学者的西洋文明观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人们的西洋文明观由于深受儒学中“华夷”思想的影响，普遍使用中华—夷狄的固定模式，将西洋诸国视为伦理上、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存在。只有新井白石称赞西洋科学技术的优越性，但是就连他也说：“彼方之学只精于形和器，即所谓只知形而下，未闻形而上”（《西洋纪闻》）。但是，兰学者的西洋文明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例如，杉田玄白说：“真正医理在西洋荷兰。”前野良泽基于兰学的自然知识，批判作为儒学自然观基础的五行说，他说：“仅中国一地之私言，与四元浑天浑地之公言相异。”[18]前野良泽和司马江汉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西洋社会的合理性，对日本封建制的基本原理抱有疑问。前野良泽指出在世界各种宗教中，佛教所影响的范围仅仅是亚洲的十分之二，儒教只不过十分之一而已，而天主教的影响却遍及各大洲，另外通过指出在欧洲以教化之主的法王为首，诸国王位或官职均由选举产生之事，暗地批判日本封建的世袭制度。司马江汉主张人类平等，说在西洋社会“贵称天子、诸侯，卑为农夫、商工。然若由天定之，同为人也，而非禽兽、鱼虫也”（《和兰天说》）。之后的渡边华山说西洋诸国“艺术[19]之精博，教政之羽翼鼓舞，似为唐山[20]所不及”（《慎机论》）。他们的西洋观虽然还处于朦胧中，但已经开始承认西洋诸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当然，此种认识在当时的日本人中尚属少数。儒学者中还未出现此种认识。遗憾的是，经历“宽政异学之禁”（1790）、“西博尔德事件”（1828）、“蛮社之狱”（1839），兰学遭到弹压，日本人西洋文明观的转变被迫中断。[21]

图111、112 杉田玄白画像和《解体新书》 画像由石川大浪书，是玄白80岁时的肖像

儒学者西洋文明观的转变，是在鸦片战争（1840）之后。鸦片战争中中国的败北，给日本人以极大的冲击。以此为契机，一部分儒学者不得不承认西洋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并开始主张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特别是佩里来航后，不仅是“兰学”，英、法、德等国的学问和思想也涌入日本。这些知识被总称为“洋学”。当时的“洋学”，不仅包括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也包含在内。随着洋学的传入，一部分儒学者开始承认西洋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这些儒学者通过重新解释儒学的概念和理论，试图调和儒学和西洋文明。其代表人物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