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2 中井竹山手抄怀德堂壁书

怀德堂学派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批判徂徕学的不可知论，重视“格物穷理”，通过对其的重新解释，构筑了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基石。徂徕学虽然割断了自然与道德、道德与政治的连续性，使政治学具有近代色彩，但是，徂徕以“理无定准”（《辨名》）否定了合理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说：“学问之道，以信圣人为先”（《辨名》），认为人智不过是“臆”，从而否定了人们合理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没有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和对于人的认识能力的确信，就不可能接受近代科学。如果说徂徕学的政治论和石田心学的经济论带有近代色彩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怀德堂学派在认识论方面已表现出了近代性格。也就是说，在徂徕学认为不可能的领域，怀德堂学者多少提出了一些近代思想。针对徂徕学的不可知论，五井兰洲主张人的“知新之功”（《非物篇》），他说：“虽古人已云，先师已传，我所始得亦以为新”（同上），把“我”即人自身视为认识的主体。作为“我”即主体认识客体的方法，他设定了“真知”“实见”概念，说：“穷理工夫乃真知实见天下之理，真实此二字，穷理之神明也”（《兰洲茗话》），承认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在此前提下，兰洲说：“红毛人[15]一般所说之算用方法，以理目见，用器具实测，不言不用不确实之事”（《兰洲茗话》）。承认自然现象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且认知是可能的，这便成为其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基础。此后，中井履轩进一步强化了兰洲“真知”“实见”的认识路线。履轩从有异于荻生徂徕的角度完全切断了朱子学的思辨合理主义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连续观。他说：“云天地为我覆载，日月为我照临，星辰为我参列，草木为我生殖，昆虫为我动伏。故由日月之会食以至昆虫草木之异，而自咎相责。岂不陋哉，谓之俗习”（《水哉子》）。他直接依据天文学知识，指出太阳比地球大很多，根本不可能与地球上每个人的言行相关，主张天与人的非连续性。以否定天人连续观的见解为基础，便自然会主张“物理”与道德的分离。履轩说：“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属于物，而非属于人”（《中庸逢原》）。所谓“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的概念，指其自体规律性的存在，与朱熹所说的“理”的内涵不同，可以认为它已具有近代意义。以此为前提，怀德堂学派的人们还曾脱离儒者之业，直接接触西洋经验科学的成果。[16]例如，中井竹山曾与兰学者麻田刚立交流知识，在当时的解剖学方面写下十分出色的作品。中井履轩的《越俎弄笔》则是在观察麻田刚立解剖人体之后所写的人体解剖学著作。他还参观了从荷兰传入的显微镜，写了《显微镜记》。这是日本最早的有关显微镜的文献。

图103 中井履轩画像

图104、105 圣贤扇正面是圣人的名字，内面写着酒的名字。中井履轩选，中井柚园书

如上所述，虽然怀德堂学派的思想具有近代的思想要素，但是还不能说他们的思想已是完全的近代思想。例如，中井履轩虽明确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规律性的概念，但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在社会观方面，中井甃庵主张农本主义，中井竹山和履轩兄弟也提倡保护小农论。他们的道德说教中心依然在于强调“孝悌”和“诚”。这些显然是维护幕藩体制的思想。

在上述怀德堂学派所达到的基础思想之上，出现了富永仲基、山片蟠桃、三浦梅园等独特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相比怀德堂学派更进一步脱离了儒学的框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儒者。（关于他们的详细叙述在此省略。）

图106、107 三浦梅园画像和三浦梅园旧宅（106三浦タヅ氏藏/107大分县东国东郡安岐町）

古学、折衷学、考证学、石田心学、怀德堂学派的相继出现，表现了儒学的衰退和变质，以及朱子学权威性的失去。为了恢复朱子学的权威，幕府和朱子学者们于宽政二年（1790）断然实行了“宽政异学之禁”。主持“异学之禁”的有力人物是筹划宽政改革的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定信首先起用关西的朱子学者柴野栗山，后起用冈田寒泉、西山拙斋，向当时的大学头林信敬下令：“朱子学之仪，乃庆长以来代代信用之事。已命其方代代维持学风。无疏而正学相励，门人可共取立。然近来世有种种新规之说，异学流行，风俗败坏，皆正学衰微之故哉。甚不可置之不理。时间门人之中亦有学术不纯者，当如何。此番严命圣堂加以取缔，并令柴野彦、冈田清助，申明此旨，定当禁止门人异学，另，不拘自门他门，相约讲究正学、取立人才。”[17]1795年，取代定信的幕府老中松平信明又下令各藩禁止任用异学者。异学之徒被禁止录用为官吏意味着异学本身被镇压。由“宽政异学之禁”而涌现出宽政三博士、林述斋等有名的朱子学者，但他们仅位于所谓的道学者之列，在儒学学说的发展上，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儒学已经衰退到其中学派如何不能成为问题的地步。

图108 《梦之代》山片蟠桃随笔集

在此应予以注意的是，类似日本“宽政异学之禁”的思想镇压，在中国也曾发生过，而且比日本要早得多。在中国清代初期，朝廷通过“文字狱”和驱逐传教士，镇压了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和由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带来的科学思想，剥夺了其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中国近代思想的产生比日本晚。与之不同，在日本“宽政异学之禁”以前，各个学派即已得到较为自由的发展，因此，比中国更易形成近代思想。中日异学之禁的这一时间差异，对中日两国儒学的发展史具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