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心学的开创者石田梅岩被得到公认是在享保时代。当时，正如“大阪富商震怒，天下诸侯战栗”所言，町人阶级已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累积了实力。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之间的矛盾，导致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武士和农民为主体的德川封建社会的基础开始动摇。为修复封建体制，幕府不得已断然实行享保改革。这是以武士阶级为本位的最初的幕政改革。改革实行的紧缩政策带来了商业不振和经济不景气。在当时的思想界，很多学者从武士本位立场出发，基于儒学“贵农贱商”的传统思想，批判商人只知利而不知义，主张抑制他们追求利润。（荻生徂徕的《政谈》、太宰春台的《产语》、林子平的《上书》、高理昌硕的《富强六略》等是其中典型）。针对此种情况，町人有必要从理论上将追求利润的意义予以正当化，确立其应有的伦理。但是，江户时代町人阶级始终是寄生于幕藩体制之下的存在，与西洋资本主义兴盛期的商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日本的町人阶级及其代言人提不出像西洋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那样的思想，而是从儒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中选取素材，并加以利用和改造，形成町人的生活哲学。通过此种方式形成的町人生活哲学，在很多方面跳脱出儒学“重义轻利”“贵农贱商”的框架，实际上是儒学的变质。接下来探讨可谓“中小企业町人们的代言者”——石田梅岩的心学。

石田梅岩，贞享二年（1685）生于丹波桑田郡东悬村（今龟冈市），为农民石田权右卫门的末子。11岁时，梅岩前往京都商家当学徒，因主家没落，15岁时回归乡里，此后八年间，一直在故乡山村默默从事农业。23岁再次上京，在京都吴服屋黑柳家工作，做过学徒和掌柜，度过了20个岁月。他最初热衷神道，立志弘扬神道，但后来学问兴趣逐渐扩展到儒学。他在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一边听当地儒者讲学一边自学。据说，早晨师兄弟还没起来，他便面向二楼的窗户读书，晚上夜深人静后也在读书。同时，逐渐形成了对佛教特别是对“禅”的兴趣。到35—36岁时，他苦思于“知性”这一问题。43岁时，梅岩辞去主家工作，四处寻师，但疑问仍未解决。

图93 石田梅岩画像

1727年，梅岩邂逅市井儒者小栗了云，发自内心敬慕对方。他从小栗了云那里受到“性无目”的启发，自此废寝忘食努力钻研。过了一年多彻底领悟，达到知心与被知心合二为一，得以立于心学传统“无我”的境界上。享保十四年（1729），梅岩45岁时，在京都车屋町自宅中初开讲席，由此，石田心学宣告成立。梅岩讲课时，前门的柱子上写有：“何月何日开讲，无需席费，无关人士但欲听讲者，亦可前来”。这是日本最早的社会教育。刚开讲的时候，听众不是很多，后来逐渐增加。1735年秋天，甚至连续举办了长达一个月的夜讲活动。梅岩的听众多是市井庶民。他的讲授方式与一般的经书讲授不同，每月选定一天举办“月次会”，事先提出问题让弟子们回答，当天以此为中心，一起讨论人性原理问题或较日常的实际问题。元文四年（1739），梅岩55岁时，出版了《都鄙问答》。延享元年（1744），60岁时，出版了《俭约齐家论》。不久后生病，于同年7月24日去世，终身未娶。由于梅岩学问内容和讲授方式的通俗性，以及他和弟子手岛堵庵、中泽道二等的庶民教化活动，心学运动先在京都大阪地方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江户和关东一带自不用说，还逐渐扩展到除九州以外的日本全国，不仅是町人，就连百姓甚至武士也广泛接受了其内容。

但是，石田心学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复兴。如上所述，虽然梅岩的思想是他经过一生的体验和思索而形成的，但是正如一部分学者指出的那样，从内容来看，他的思想“未必是全新的思想和教说”。[4]石田心学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折衷的，即综合折衷了神、儒、佛乃至老庄思想的要旨。如柴田实指出：“梅岩的教养是以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为根干，并抱持禅、念佛的信仰与神道的思想而形成的。”[5]梅岩的思想虽然吸收了神、佛、老庄思想，但其表现形态基本上是朱子学。首先，这从梅岩提出自说时所引书目的多样性，即可看出。据柴田实氏统计，《都鄙问答》引用的书目总数达到78种。大致分类的话，汉籍类书目包括四书、五经、《朱子语录》、《性理大全》和伊藤仁斋的《语孟字义》等18种经学类、老庄等9种诸子学类、《史记》等4种史书类、7种杂类。佛典类有31种。和书类有7种。从引用频度来看，儒学经典《论语》136次，《孟子》113次，《中庸》《大学》《易》《书》《小学》等，可排前九位。[6]另外，梅岩的出发点是“知性”和“知心”。梅岩说：

图94 心学的讲席

图95 手岛堵庵画像

“学问之极致，尽心知性而已，知性则知天。知天则天即孔孟之心也。若知孔孟之心，则宋儒之心亦一也。一，故注亦自合。知心之时，则天理备于其中。”[7]这里他引用的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孟子》尽心上），表现出梅岩天人合一的思想。再者，关于性和心是什么的问题，梅岩的解说引用了朱熹门下陈北溪《性理字义》中的一段内容。这也说明梅岩的思想基本上来源于朱子学的性理说，其表现形态也是朱子学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梅岩在其语录中引用《庄子·秋水》中的“夔怜蚿，蚿怜蛇”，并详细说明其意，提出“由形之心”说。“由形之心”是说人或万物各有其特殊形态，并各有与此外形相合之心，但它们深处都存在着普遍的性——天。“由形之心”思想，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的关系。梅岩的普遍和特殊的逻辑，也被应用于他的社会理论中。但是，梅岩的学问中几乎看不到考证学的成果。在他的经书引用中不得不说存在一些断章取义（仅从全文或话语中选取合乎己意的内容）的地方。

石田心学为什么一时盛行，被众多的人特别是町人所接受呢？这终究还是因为石田心学具有自身的特色。第一，石田心学是通俗的，具有易于理解、有益日用的实践性格。因此在江户后期的庶民中广泛流行。第二，在肯定商人追求利润的同时，论说了町人的伦理。这是石田心学的最大特色。梅岩积极主张商人的存在意义，说：“士农工商，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四民之职分也。士者，原有位之臣也；农人，草莽之臣也；商工，市井之臣也。”[8]梅岩认为，尽管人有身份上的差别，但在职分上是平等的。商人的职分是什么呢？梅岩说就是“以其有余易其不足，以互通有无为本”。于是，商人买卖所得利润，为完成任务所得正当报酬，与武士侍奉君主所得俸禄毫无差别。梅岩说：“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立？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9]这是武士出身的经世家们无法想象的，是对世间贱商主义的强烈批判。不过，在梅岩之前，已经有人提过肯定商人职业及其盈利的思想。例如，中国清朝初期黄宗羲曾提出“工商皆本”思想。但是，黄宗羲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思想，自那之后也没有看到新的拓展。这或许是清朝社会工商业者的势力不及日本町人势力的缘故。在17世纪中期的日本，铃木正三（1579—1655）已经以佛教的理论来阐述武士、农民、手工艺者、商人各自的职业伦理，论说士农工商各自勤勉于自身的职业就意味着佛道的实现。他说：“为买卖者，必先致力于增大其利”，公开肯定商人对利润的追求。[10]虽与梅岩的用语不同，但所说却如出一辙。不过，与铃木正三不同的是，梅岩以儒学的概念和理论，把同时代商人的思想作为更深层次的人性问题来审视，通过“由形之心”理论，阐明了町人特殊之道与万人普遍之道相通的事实。

图96 含翠堂 伊藤东涯讲解经书的场面。三宅石庵也经常来此讲学

梅岩在说“不取利非商人之道”的同时，还主张追求利润必须采用正当的方法。他体悟到商人的社会责任，说：“诚实商人应奉彼立我立之原则”。即追求营利不应从自我本位出发，要求商人应具有“正直”和“俭约”之德。但是，梅岩所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町人的处事之道上，还将“正直”“俭约”提升到道德原理的层面。梅岩认为“俭约”是适合商人经济生活的主要道德，并将其与人类传统道德的“正直”结合在一起。梅岩所说的“正直”并不仅仅是不贪图不当之利，还使用“应然”一词，论述“我物即我物，人之物即人之物，收所贷之物，返所借之物，不私一毛，行应然者，正直也”（《齐家论》），[11]主张尊重所有关系和借贷关系。梅岩认为，人只要正直，自然就会俭约。他所说的“俭约”不是基于私欲上的吝啬，而是遵循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事物的效用。他将其归纳为“遵循万物之法”（《答问集》）。梅岩“正直”和“俭约”的思想，可以说既是一种具有近代性的经济合理主义，又是町人的生活哲学。因此，石田心学在江户后期的町人社会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复兴，因为石田心学是儒学的变质。而且，虽然他的思想多少带有近代性，但从总体来看，还不能说它是近代的或否定封建社会的思想。不过，尽管如此，同时代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这种近代的经济合理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