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衷学派的盛行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以享保期（1716—1735）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从思想层面来说，前一时期是日本儒学的全盛期，相继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涌现了一些优秀的独具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如前所述，徂徕学既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全盛期的代表，又是日本儒学转换期的代表。荻生徂徕死后，日本儒学逐渐走向衰落。其衰落的主要表现是开始失去思想和理论的创造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当时的客观社会现实和经验科学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儒学的思辨范围。也就是说，仅通过儒学思辨的自我完善，已经不能把握处于瓦解过程中的封建社会和发展中的经验科学。享保期以后，日本儒学或表现为理论上的折衷主义，或成为缺乏理论的文章学、考证学和经济论，无论是哪一种都丧失了理论的创造力。虽然有一些独立学派的学者（如富永仲基、三浦梅园、山片蟠桃等）在提出新思想时依然使用儒学的范畴或概念，但其思想本身已经脱离儒学的范围，因此不可以再称他们为儒学者。另外，从思想界的论争来看，儒学与国学、兰学的论争逐渐取代了儒学内部各流派之间的论争。江户幕府及御用朱子学者为恢复朱子学的主导权，在18世纪末期利用幕府的政治权力镇压非朱子学派儒学者，即所谓“宽政异学之禁”。但是，这仍然难以阻止日本儒学的颓势。

徂徕死后，徂徕学派发生分化。被称为徂徕门双璧的服部南郭和太宰春台，各自继承了其师徂徕学问的一个侧面。以服部南郭为代表的一派，继承徂徕学乐、诗的文艺倾向，形成美文派。以太宰春台为代表的一派，继承徂徕学礼、政治论的倾向，形成经世论派。从两派的影响力看，应该说遁入诗文与风雅世界的美文派更为昌盛。服部南郭曾说：“文史星历，与之为伍，与医及有用之士优游，得交于太平之幸民，不亦乐乎。”（《灯下书》）。徂徕学的其中一派转变为单纯的文辞学，也表现了日本儒学已经失去了理论的创造力。

徂徕死后，批判徂徕学派的折衷学派兴起。如广濑淡窗在《儒林评》中说：“当时著名儒者，十之七八折衷学。”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折衷学派盛行起来。其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1730—1782）和井上金蛾（1732—1784），活动中心在江户。他们不只是针对徂徕学，对以往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持批判态度。折衷学者企图超越当时各学派的对立抗争，以追求所谓的“圣人之教”。但由于他们缺乏理论的创造力，不能根据儒学理论构建新的体系，因而只好从儒学各流派乃至中国的诸子百家，特别是老庄思想中寻同去异，理论上对先行思想家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例如，片山兼山一方面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是“阳儒阴佛”，另一方面又承认朱熹“有功于圣门”。关于荻生徂徕，他说：“物氏等知先王孔子之道之大，全在于礼乐，然不知礼乐之本与实，唯论礼乐之肉而不及骨”（《山子垂统》）。[1]关于老庄申韩，他说：“讥尧舜文武及孔子，本皆议论之言，有不得已之势，非其本心，读其书则明矣。”又说：“虽后世禅释之索引行怪之书，其理之所据，其语之所由，皆未出吾道之圈，可知其所谓裂天下者也”（《山子垂统》）。[2]折衷学者对先行思想家的折衷态度和折衷学派的流行，反映了前期儒学理论探究热情的衰退。

图92 广濑淡窗画像

折衷学派中的一部分学者因为格外关心作为折衷依据的“训诂”，所以被看作是日本儒学的考证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皆川淇园（1734—1807）和太田锦城（1765—1825），活动中心在京都。皆川淇园的《名畴》，是对儒学抽象观念孝、悌、仁、义乃至儒学经典中所述神、政、刑、礼、乐、心、意、志、情、性、命等概念加以考证性解说的著作。如这类解说所示，他无法离开古典采取自由批判的态度，无法创造出新的见解。但是，他在《易学阶梯》中说：“圣人舍己私智，当天地日月之道之大规矩，得物之真实，求执其所也。”在《开物学》中，展示出“人类意识、知识（认识）的根本在自然”这种唯物论的见解，初次提出关于人类意识和自然（精神和物质）认识论关系的课题。太田锦城的主要著作《仁说三书》也是以考证学的方法来解释“仁”。太田锦城的考证学，受到中国清代初期的考证学者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等人的影响。他引用的中国古典，基本上是对清代学者曹溶编辑的《学海类编》的间接引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考证学派和中国清代考证学派的不同点。首先，从对古典的态度来看，日本的考证学者更为尊信古典，而缺乏部分中国清代考证学派的“疑古”（怀疑古典）辨伪精神。其次，日本考证学者的考证还不能说彻底。例如，皆川淇园的考证学方法，较之词语更为重视“文辞”，即致力于文字表现能力的研究。[3]再者，从社会影响来看，中国的考证学是当时学界的主流，200多年间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对，日本考证学者的影响力却并不深远。总之，荻生徂徕死后，这种折衷的、考证的儒学的流行，表现出日本儒学创造力的缺乏及日本儒学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