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说的“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指是否做官，而是指学问是否含有以“经世济民”为目的的社会政治论或经世论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古学者与清代初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类似，与乾嘉时期的考证学者有异。

顾炎武在《与人书二十五》中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他批评投降清朝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罪人，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思想。顾炎武不仅反对清朝统治，还反对普遍意义上的君主制，主张“众治”，他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众治之而刑措矣”（《亭林文集》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在这一点上，黄宗羲比顾炎武的思想还要彻底。黄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一篇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指出，秦汉以后的历代法制都是为皇帝一家的“利欲之私”而制定的。黄宗羲对封建专治君主和封建法制的批判，表现出其民主思想。他还为寻求学校权力的扩大，想把学校改造成类似现代议会那样的东西。王夫之主张“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矣”的平均思想，强调“夷夏之防”，反对清朝统治。

总之，抨击当时的统治体制是他们思想的主要内容。

日本古学者的思想缺乏顾、黄、王那样的反抗思想，他们只主张学问的“经世致用”，即参与政治。例如，作为山鹿素行社会论的“君主论”，就与顾炎武、黄宗羲的“君主论”不同，它肯定君主的作用。照素行的认识，君主的作用是统合天下，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政治”。当然，他也主张君主必须要守其“分”，对君主要求非常严格。素行的有德者君主的思想，是与其肯定武家政治的现状相表里的。其《谪居童问》中的“治平”部分与晚年著作《治平要录》，均是政治论的著作。伊藤仁斋是个隐者，他拒绝细川氏等的招聘，一生都是町人，但他在理论上否定了隐遁者拒绝参与政治的态度。按仁斋的理解，学问的终极目的在于回归“经济”，即“经世济民”。他说：“其独善其身者，岂圣人之本心欤？后世儒者，虽说王道，其实专不能不入”（《童子问》）。荻生徂徕与素行、仁斋不同，他参与过幕府政治。如前节所述，徂徕学事实上就是政治学。如果说徂徕的《辨道》《辨名》和《论语征》是政治哲学，那么《徂徕先生答问书》《太平策》和《政谈》就是经世论。例如，《政谈》是徂徕在晚年——享保十至十二年间（1725—1727），应八代将军德川纲吉的要求而写的。在以强化维持封建制为目的这一点上，徂徕学的经世论是保守的。

在中国清代乾嘉时期考证学者的学问倾向中，除极少数学者（如戴震）外，几乎都不见“经世致用”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考证学者还都做过官且身居要职。例如，毛奇龄当过清翰林院检讨和《明史》的纂修官，王鸣盛（1722—1797）做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后的王念孙（1744—1832）和王引之（1766—1834）父子也身居高位。他们的学问是对古籍中一字一句进行正误判断的训诂考证，他们投身于此并竭尽全力。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没有像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那样的社会思想和民族思想，也看不到如日本古学者那样的经世论，完全回避政治问题。从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日本的古学者像乾嘉时期的考证学者（汉学者），倒不如说他们像乾嘉学派先驱——清代初期的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

总之，从学问的内容、方法以及学问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在17世纪后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以文献学的方法批判宋儒的倾向。虽然仁斋的《语孟字义》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在思想和方法上类似，但如果据此就得出“仁斋的学问功绩领先于中国”的结论，笔者不得不说这是不恰当的。

注释

[1]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7页。

[2]田原嗣郎：『徳川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7年，第26頁。

[3]田原嗣郎、守本順一郎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2山鹿素行』，岩波書店，1970年，第397頁。

[4]田原嗣郎：『徳川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7年，第177頁。

[5]相良亨：『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教運動の系譜』，理想社，1975年，第124頁。

[6]相良亨：『武士道』，塙書房，1968年。

[7]明]吴廷翰著、容肇祖点校：《吴廷翰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

[8]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31页。衷尔矩：《伊藤仁斋对吴廷翰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

[9]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第52、53頁。

[10]明]吴廷翰著、容肇祖点校：《吴廷翰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66页。

[11]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第57頁。

[12]吉川幸次郎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斎伊藤東涯』，岩波書店，1971年，第17頁。

[13]同上，第18頁。

[14]吉川幸次郎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岩波書店，1973年，第12頁。

[15]同上，第170頁。

[16]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第78—92、125、209—232頁。

[17]相良亨：「江户時代の儒教」，收入于宇野精一等編：『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281—288頁。

[18]今中寛司：『徂徠学の基礎的研究』，吉川弘文館，1966年。

[19]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75—178页。梁容若：《山井鼎与〈七经孟子考文〉》，收入于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92—300页。周迅：《四库全书所收的日本人著作》，收入于《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143—151页。

[20]青木晦藏：「伊藤仁斎と戴東原」，斯文，第8编2号、4号、第9编1号、2号。高橋正和：「孟子字義疏証と語孟字義」，别府大学国语国文学10号。岡田武彦：「戴震と日本古学派の思想唯理論と理学批判論の展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清初思想研讨会”报告，1977）。

[21]吉川幸次郎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斎伊藤東涯』，岩波書店，1971年，第578、599頁。

[22]阿部吉雄：「日本儒学の特質」，收入于宇野精一等編：『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268頁。

[23]源了圆：『徳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81年，第71頁。

[2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篇》。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清代经学之建设：顾亭林、阎百诗》。

[25]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3页。

[26]余英时：《戴东原和伊藤仁斋》，《食货》，卷四第9期。黄俊杰：《儒学传统和文化创新》，台北东大图书，1983年，第94—102页。

[27]吉川幸次郎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斎伊藤東涯』，岩波書店，1971年，第5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