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生徂徕（1666—1728）也和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一样，是脱离朱子学而成为古学者的。照日本学者的说法，徂徕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幼年到40岁左右的时期。他25岁时回到江户开设家塾。31岁成为幕府重臣柳泽吉保的家臣，也是五代将军纲吉的侍讲。他像当时的大部分儒者一样，儒学尊朱子学，文学则崇尚宋代文学。第二阶段是从40岁左右到50岁这一时期。徂徕44岁时，由于吉保下台，退归蘐园，之后专事诗文创作和汉语讲习等学术活动。他在文学方面已经脱离宋学开始提倡“古文辞”，但在儒学方面仍然尊护朱子学。第三阶段是从50岁到63岁故去这一时期。他把“古文辞”的主张移植到儒学方面来，在儒学方面也脱离了朱子学。1717年徂徕52岁时，著《辨道》和《辨名》，构筑了他的独特的古学体系。

图86 荻生徂徕画像

图87 徂徕《论语征》（中国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徂徕脱离宋代文学提倡“古文辞”的原因，是受到中国明代学者李攀龙和王世贞的影响。徂徕在《辨道》的开头曾说：“不佞藉天宠灵，得王、李二家书以读之，始识有古文辞。”李、王二人在中国和日本现在已经被遗忘了。但是，他们是16世纪中国风靡一时的“古文辞”运动的领导人物，是所谓“后七子”的中心。他们的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汉魏隋唐”，“不读宋以后书”，是激进的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在徂徕同时代的中国，这种主张已经被认为是“假古董”，早不那么行时了。徂徕却把这种主张应用到他对儒学古典的解释，移植到了儒学方面。照徂徕的说法，“道”不是朱子学那样的形而上学，而是“圣人之道”“安天下之道”，是政治性的。[14]“道”的具体内容记载于《诗经》《书经》等六经中，是中国古代先王给民众制作的“礼乐刑政”，并不是自然的或道德的规范。他认为，通过解释古文辞，能够直接得到作为非理论的具体事实的“圣人之道”。但宋代儒者和日本朱子学者，都“以今文视古文，以今言视古言，故其用心虽勤，卒未得去之道者”。为了理解中国古代的“圣人之道”，需要“以识古文辞古言为先”，“知古今之文辞所以殊，则古言可识，古义可明，而古圣人之道可得而言焉”。[15]从以上来看，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是徂徕儒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基本方法。因而徂徕学也被称为“古文辞学”。徂徕虽猛烈批判仁斋，但徂徕学的出发点也受到仁斋不小的影响。

日本学者对徂徕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关于江户时代儒学的历史发展，他们从很多视角进行了考察。但无论采取什么视角，均承认荻生徂徕的重要地位。据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主张自然、社会、人类相连续的朱子学道德合理主义思维体系虽已被仁斋、素行和益轩分解，但最终促使其解体的是徂徕学。而且，徂徕的思想切断了政治与道德、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连续性，在思想上确立了政治的、公的领域的优越地位，同时承认私人的、内心世界的自立性，具有近代精神的性格。从自然制度观向制度观的变迁的角度来看，把现实政治秩序作为圣人、君主的“作为”的徂徕学，开辟了向近代制度观转变的道路。[16]相良亨也认为，江户时代儒学是从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的历史，徂徕踏出了这一转换的第一步。[17]今中宽司提出，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儒学不再具有作为学派的意义，形成了所谓文献学的黄金时代，而这种倾向以徂徕为始。[18]当时，徂徕学在思想界造成的影响确实很大。徂徕死后，正如那波鲁堂在《学问源流》中所述，“士人，喜其说习如狂”，徂徕学风靡一时。

不过，笔者作为中国人，尤其想要关注徂徕学对中国经学界的影响。[19]1809（文化六，清嘉庆十四）年，徂徕的《论语征》《大学解》《中庸解》以及蟹养斋的《非徂徕学》已传入中国。1810（文化七，清嘉庆十五）年，吴英著《竹石斋经句说》就引用了8条《论语征》的话。清嘉庆、道光时期的狄子奇《论语质疑》也引用过13条《论语征》的话。刘宝楠于1865（清同治四，庆应元）年所著的《论语正义》是清代论语学的代表作，也引用了《论语征》。著名经学者俞樾（1821—1907）的《春在堂随笔》摘录《论语征》17条，并评价说：“其大旨好与宋儒抵牾，然亦有谓朱注是处，议论通达，多可采者。”1880（清光绪六，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写道：“如记日本物茂卿所撰论语征诸条云云，皆有关系实学。”1836（清道光十六，天保七）年，钱泳并合徂徕《辨道》和《辨名》，并附加“自序”与“日本徂徕先生小传”，出版《海外新书》。

中国最大丛书《四库全书》也收录了徂徕学者的著作或经注，即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物观之补遗）、根本逊志的《论语义疏》、太宰纯（春台）的《古文孝经孔氏传》。山井鼎（昆仑，1690—1728）、根本逊志（伯修，1699—1764）和太宰纯（春台，1680—1748）都是徂徕的门人，物观是徂徕的弟弟。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在收录于《四库全书》以前，已经有中国经学者收藏和引用。据翟灏的《四书考异总考》，他在1761（清乾隆二十六，宝历十一）年已阅读过《七经孟子考文》。1779（清乾隆四十四，安永八）年，著名经学家卢文弨读了该书后曾说：“友人示余日本国人山井鼎所为《七经孟子考文》一书，叹彼海外小邦，犹有能读书者。颇得吾中国旧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复三四本，合以参校，其议论亦有可采。”名儒阮元曾称赞山井鼎的著书“有功圣经，亦可嘉矣”，并于1797（宽政九，清嘉庆二）年刊行了该书。

中国清代经学家虽屡屡称赞徂徕学的著作，但对日本学界和徂徕学者的具体情况并不很了解，甚至对日本的年号也不清楚。例如，关于太宰纯（春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太宰纯未详为何如人……”太宰纯的《古文孝经孔氏传》刊行于享保十七年，值清雍正十年（1732），鲍廷博却说其“乃皇清康熙十一年（1672）也”，相差60年。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日本研究要滞后于日本研究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