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的士道论

一般认为，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是日本古学派的三大代表人物。三者之间并无明确的师承关系，思想上既有共通之处，亦存在不少差异。“古学派”之名是后来才出现的，并不是当时已经存在以这三人为代表的“学派”。当然，相比他们的异处，他们的共通之处更存在本质上的关联。他们的共通点是都提倡复古，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后世儒学相抗，把朱子学和阳明学看作类似佛老、阳儒阴佛的学问，主张圣教之实必须从中国儒学古典中直接体认。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古学派”，是因为他们都要求回顾古典。不过，他们的复古要求决不是简单地回归中国传统的孔孟之学（原始儒学），而是借古典否定朱子学以求得思想自由，并企图从古典中探求对当时社会起作用的，作为实践伦理的生活智慧。中国学者朱谦之在自著《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中指出，日本古学派的复古主张，实际上是要回归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1]

山鹿素行（1622—1685）是日本古学的先驱。据记载，他6岁时就学于离家很近的私塾，8岁时已经大致记住四书五经和一些诗文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童。9岁时进入汤岛林家学塾，直接接受罗山的教导。15岁时便可讲解《大学》。此外，素行并不满足于仅仅学习儒学，还投身于兵学、神道、佛教、老庄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学问，非常有天分。但是，他在经历了如此长时期的精神恶战之后，终于认识到之前的努力方向是错误的。他在自传《配所残笔》中，曾这样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余自幼年至壮年，专攻程子、朱子之学理。……中年好老子、庄子，以玄玄虚无之说为本。此时尤贵佛法，会五山之名僧，乐参学悟道，迄相看隐元禅师。然或因余之不敏，修程朱之学则陷持敬静坐之工夫，觉人品趋于沉默。较之朱子学，老庄禅之作略豁达自由，……然于今日日用事物之上，则不得要领，……神道虽本朝之道，而旧记不分明，事之端底不全”。他找到的出路是“读汉唐宋明学者之书不得要领，则直览周公、孔子之书，以为规范，或可正学问之道”。宽文二年（1662）山鹿素行41岁时，从朱子学者转为古学者。现在日本对山鹿素行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评价大约可归纳为三点：（1）山鹿素行与仁斋、徂徕同样，是古学的创立者；（2）尊奉日本为中朝，力图论证日本古代就有圣教这一事实，是日本主义的鼓吹者；（3）采取儒学的士君子之道论说士道，是武士道的提倡者。

关于（1），山鹿素行说，“唯宜详文字训诂，虚心平气，直以圣人之言体穷日用之间”，[2]提出以文献学方法，以古典为根据，树立新儒学思想的古学方向。而且，与朱子学把世界的本体当作永久不动的“理”相对，山鹿素行没有把世界的本体设想为观念的东西，而是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天地”，世界本质上是运动的，其本性在于生生无息之“诚”。他否定“理”的形而上学性格，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生生无息”之“条理”，即“有条理之谓理”。[3]他还批判朱子的“复性”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素行与仁斋、徂徕是在同一轨道上的。但是，正如田原嗣郎在《德川思想史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从素行思想的构成来看，“素行的朱子学批判，是没有真正理解朱子学且立足于己见的一种所谓超越性的批判”，因此，在很多方面，素行思想的归着点仍然与朱子学近似。[4]此外，素行的文献学方法是不成熟的，没有能够树立可佐证其朱子学批判的文献学，因此，在训诂方面又不得不以朱熹为据。正如相良亨所言，山鹿素行是在“朱子学的地盘上与朱子斗争”。[5]作为古学者的山鹿素行，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无法与仁斋和徂徕相比的，不过是提出古学方向的先驱者。

关于（3），与作为古学思想之先驱相比，作为儒学的武士道提倡者的山鹿素行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江户时代以前的武士以战士的身份发挥社会功能，武士道理论的核心是对主君献身，而且，还强调从容赴死的死之觉悟。由于禅宗中存在与武士生活方式相符合的教义，所以禅宗对武士道理论影响很大。据禅宗思想，坐禅是克服自身而发现绝对境地的方法。所谓绝对境地，既非死亦非生，而是赶赴战场与敌人对峙时所最需要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在想起死的时候，人就会被恐惧困扰，而想起生的时候，又会产生卑怯的行为。当时，武士通过佛教寻求精神归所。“死生一如”“常在战场”这些话语，在武士间的日常生活中常被使用。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武士道是“死之觉悟”的武士道。进入江户时代后，随着兵农分离的实现、幕藩制的整备以及和平社会的到来，武士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虽然有的武士成为了政治家或行政官僚，但是大多数的武士并没有职务。武士们大都离开知行地，聚集在城下町，作为非生产者而生活。在这种状态下，“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成为江户时代武士的指导理论。一些人试图利用儒学为这种武士的新生活方式建立道义上的理论基础。德川家康、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都为建构新武士道付出过努力。山鹿素行为新武士道的形成投入心力最多。一些学者称这种新武士道为“道之自觉”的武士道，认为山鹿素行是完成从“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向“道的自觉”的武士道转变的思想家。[6]

图80 圣堂讲释图 江户圣堂

《山鹿语类·士道篇》中，先论说有“知己职分”。什么是士的“职分”呢？他说：“凡云士之职，在于顾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朋辈厚信，身慎独专义。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之交接，是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人伦。而农工商以其职而无暇，不得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农工商而专勤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人伦之辈者，速加惩罚，以待正人伦于天下”。于此，山鹿素行认为武士有两大职分：一是像往昔那样为主君尽忠节，一是作为模范或指导者自觉和实践“人伦之道”，并向世间普及，假如有败坏“人伦之道”的事情发生，须进行纠正。简言之，武士的天职就是实现道。由于被授予这样的天职，武士就必须严格遵守“立本”“明心术”“练德全才”“自省”“详威仪”“慎日用”六个节目。“立本”“明心术”和“自省”三个节目属于内在问题。由于素行把日用事物应接之行为当作修养的应用之义来看待，所以他的士道论就特别重视“详威仪”和“慎日用”。他结合武士的日常，详细论述了坐作进退等细目的规则。

在江户时代，虽然存在像鼓吹以往战国武士道的《叶隐》这样的武士道理论，但经山鹿素行而儒学化的士道则对江户时代武士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文武并重成为当时武士的理想形象。山鹿素行39岁时，在江户教授兵学和儒学，从学者超过二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