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形成学派

一般认为，中江藤树（1608—1648）是日本阳明学的元祖。而事实上，早在室町时代就有日本人曾与王阳明有过往来。1510年，禅僧了庵桂梧奉幕府之命，作为遣明正使赴明。1511年，了庵率从者292人抵达北京。明武宗下诏命了庵居住在育王山广利寺，并赐给他金襕袈裟。当时，了庵常与明儒相往还。1513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游四明而经宁波时，曾与了庵会见。同年五月，了庵归国时，王阳明作序相赠，即《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此序未收入《王阳明全书》，不过在师蛮的《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的《邻交征书》、斋藤拙堂的《文话》中都有收录。从序文来看，了庵与阳明就儒、佛的教义进行过交流是事实确凿的。但是笔者认为，阳明学传入日本始于了庵的说法[12]是不正确的。了庵是否尊信阳明学，其归国后是否宣传阳明学，并没有可兹证明的文献，因为他在回国后第二年就以90岁高龄去世了。

图68 中江藤树画像 鹤泽探竜笔

图69 中江藤树墓（滋贺县高岛郡玉林寺）

在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江藤树为首，其门人熊泽蕃山，以及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中斋等学者为代表，对王阳明的思想确实存在共鸣的倾向。但与中国阳明学派不同，他们既没有全面吸收王阳明的思想，又没有形成不间断的且具有明确传承关系的学派。在这一点上，恰与中国阳明学派相对照。为此，可以说江户时代日本阳明学的发展并不是很容易的。

中江藤树在30岁以前，基本上是朱子学信奉者。其《年谱》30岁时的记载说：“此时，先生尚泥格法。故执三十而有室之法。”严守格法的藤树，到30岁时才娶了高桥氏之女为妻。当时，他是一个严格的格法主义者，以至在遇到朋友时，被嘲讽为“孔老夫子来了”。藤树渐渐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33岁时，中江藤树始读《性理会通》和《王龙溪语录》，开始接触王阳明的思想。37岁时入手《阳明全书》，此后开始倾倒于阳明学。

关于藤树思想和阳明学的关系，学者之间的认识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藤树后期即阳明学时代的思想具有与阳明学完全相反的性格。[13]即，在藤树思想中，心的本性（良知）被把握成静物，对行为方式的关心（格物）也被限定于主观层面，专力于追求内心的平静状态（诚意），表现出肯定佛教吸收道教的三教一致态度。还有学者说，“观藤树之静的宗教性倾向，不可直接说其思想为非阳明学”，认为藤树受中国阳明学左派的影响，其思想是对阳明学中本来就有的内容的展开。[14]事实上，藤树思想的形成，并非全受阳明思想的影响。虽然他是沿着阳明学的方向，但也有自身的思想特色。其“全孝心法”的逻辑结构就很有特色。[15]王阳明以“孝”为人类爱亲的根源意义上的本性，中江藤树则把“孝”作为最高范畴。藤树的“孝”并非王阳明所认为的狭义的“孝”，而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道理或充满生气的宇宙的本源。正如我们是父母的孩子，父母得其身于天，天地又得其身于太极，藤树把宇宙也看成是血缘性的归属关系。照藤树的理解，“孝”的范畴不仅是全宇宙得以永存的绝对者，同时还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在各个方面，无处不在。藤树对“孝”的认识，在其他儒者中几乎是看不到的，是其独有的特色。不过，藤树也说“孝以太虚为全体”（《翁问答》）、“我心则太虚也”（《与户田氏书》）、“明德，本心之殊称也”（《明德图说》）、“良知明德之本体”（《与朱原氏老母书》）、“道者本体，大学所谓良知也”（《中庸解》）。对他来说，“孝”与“太虚”“心”“明德”一样，是像王阳明哲学最高范畴——“良知”那样的贯通宇宙与人类的精神本体的别称。因此，藤树的“全孝心法”也属于阳明学的思想倾向。而且，藤树自己也说：“全孝心法，即艮背敌应之心法，名易而实道理同。此谓本体工夫也”（《翁问答》）。这里所说的“本体即工夫”的命题，确实是与阳明学派共通的思想。

藤树的门人中最优秀者有34岁入门的熊泽蕃山和37岁入门的渊冈山。藤树门人也以这两人为中心分化为两派。以蕃山为中心的一派称事功派，以冈山为中心的一派称存养派或省察派。前者未必盲从师说，多有独立见识，后者则忠实地继承了藤树的思想。

图70 熊泽蕃山画像

然而，熊泽蕃山（1619—1691）醉心阳明学只是在冈田藩从仕池田光政的那一时期。蕃山27岁时，二度出仕冈山藩，29岁时被授予三百石新知行地，颇受光政信用。1650年，32岁的蕃山被光政任命为“番头”，主管军务，领年禄3千石。由于蕃山的宣传，池田光政也渐渐倾向所谓的圣学（心学、阳明学、藤树学）。池田光政以其花园别邸为教场，经常举行家中同志集会，还提出了称作“花园会约”的学则。当然，讨论的中心人物无疑是蕃山，据说“花园会约”就是他起草的。其第一条便是“今诸子之会约，以致良知为宗”，其阳明学倾向一目了然。随着冈山藩心学的隆盛，蕃山的名声也广闻于天下。1651年，蕃山随从参勤的光政去江户。老中松平信纲、所司代板仓重宗，以及稻叶正则、久世广之等大名或旗本也向蕃山求教。不过，这一时期蕃山吸收的中国思想都是通过其老师的介绍，也看不出他是在仔细阅读《阳明全书》和《传习录》之后才提出良知说的。此外，蕃山也没有全盘吸收阳明学。例如，他的本体论融合了张横渠的《西铭》以及邵康节的《观物内篇》中的学说，取太虚一气说。当时，幕府儒官林罗山及大老酒井忠胜等，对冈山藩心学的兴盛感到不满。罗山诬陷蕃山是由井正雪事件的幕后主使者，说：“熊泽备前羽林（池田光政）之小臣也。以妖术诬聋盲。……此草贼等，皆闻熊泽之妖言者也。”[16]酒井忠胜也警告池田光政说：“聚众讲学，不善。”[17]蕃山39岁时，被迫从冈山藩辞职。在辞职后的30年中，蕃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后半生。通过蕃山后半生主要著作《集义和书》可知，他已经从以往的倾心阳明学转为兼修朱、王二学。蕃山自己说“愚既不取于朱子，亦不取于阳明”，“愚拙自反慎独之功向内而成受用，乃取子阳明良智之发起，辨惑则依朱子穷理之学”，欲折衷二者之长。他只想学习阳明学的“自反慎独”“使心向内”，即看重与所谓“心学”共通的心之内在契机。当时，蕃山不常使用“良知”或“知行合一”的词汇。为此，尾藤正英以蕃山为“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中间立场”。[18]尽管如此，蕃山后半生依然饱受幕府压迫，深陷“他出亦不自由之体”的境遇，也没有思想上的继承人，在困厄中死去。蕃山的境遇与崎门学派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图71 熊泽蕃山书简

虽然三轮执斋（1669—1744）被认为是日本阳明学的中兴之祖，但他的主要功绩不过是在正德二年（1712）翻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而已。他也说自己是“信王固深，尊朱亦不浅”，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的立场。[19]三轮执斋以后，正如大盐中斋所言：“我邦藤树、蕃山二子及三轮氏之后，关以西，良知之学既尽矣。故无一人讲之”（《寄一斋佐藤氏书》）。日本阳明学的思想影响几乎完全沉寂了。

图72 闲谷学校冈山藩主池田光政领内所建习字所，后成为学校，改为学舍（冈山县备前市）

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日本阳明学才再次出现复兴的趋势。其代表人物是佐藤一斋和大盐中斋。佐藤一斋（1772—1859）34岁时成为林家学塾的塾头，70岁起开始担任幕府官立学校昌平黉的儒官。他虽从青年时代就对阳明学心向往之，但由于一直处于当时学界乃至教育界的最高地位，所以内心即便信奉阳明学，表面上也不得不标榜朱子学。当时，经常有人说他“阳朱阴王”。不过，他的阳明学究竟是受到谁的影响，已成悬案。他的主要著作《言志四录》，类似于处事格言风格的儒学理论概说或读本，事实上并没有拘泥于朱、王之别。而他给《周易》《大学》《近思录》《传习录》等书所做的“栏外书”（书页上的批注）却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他的阳明学立场。作为一名思想家，佐藤一斋虽然缺乏如同时代大盐中斋那样的尖锐性和批判性，但其思想影响却比其他阳明学者的影响都要大。其门下和再传弟子英才辈出，如公武合体派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大桥讷庵，尊王攘夷活动家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

总之，日本的阳明学虽然有时亦被某些人所推崇，但它在社会上几乎没有持续的思想影响，亦没有形成学派。日本的阳明学者并非只吸收王阳明的思想，也不一定以阳明学者自称。可以说，日本的阳明学只是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而存在。

图73 吉田松阴画像松浦松洞笔图74 佐藤一斋画像渡边华山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