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界基本上对程朱和陆王两大儒家流派持批判态度。不管是阳明学说，还是朱熹学说，都被认为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学说。虽然也有人对王阳明思想中的若干合理性内容进行过积极评价，但大体而言，否定倾向依然是主流。在文革时期，曾兴起运用所谓“儒法斗争史”观念批判儒学的风潮，因此，以儒学为有害的观点被允许，而以儒学为有益的观点则遭到禁止。王阳明的学说与其他儒家学说同样，被全部否定。“四人帮”粉碎后，自由讨论在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关于王阳明思想的新见解和新评价开始不断涌现。

中国学术界关于王阳明政治立场的认识并无二致。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两句明言，揭示出其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即均拥护明代封建统治。如上所述，王阳明一生的事迹在于镇压了两次中国南方的农民暴动以及平定了明朝皇族朱宸濠发动的叛乱。不过，中国学术界也有人指出，王阳明在政治领域还提出过改革的主张，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例如，他主张命令豪绅、官吏把在战争中攫取的土地归还原主，提案免除南赣地区的粮食税以减轻农民负担。这些都说明他和一般的腐败官吏不同。因此，不可将作为历史人物的王阳明一棍棒杀。

评价王阳明思想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复杂问题。中国学术界多把王阳明哲学归入主观唯心论。王阳明批判朱熹的“析心与理为二”，主张“合心与理为一”，视“良知”为宇宙的本体，认为“良知”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之中，因此他是把“心”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以主观唯心论替代朱熹的客观唯心论。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继承了孟子以来的主观唯心论传统，且比传统更典型、更彻底，具有较高的思辨水平。而且，其内容丰富，体系严密，具备儒家思想之集大成的特征。但是，到现在还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哲学并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唯心论的泛神论。[6]其根据是，王阳明把心提升至绝对性的地位，同时以心与物、良知与气为同一物，天地万物若离开良知就无所谓天地万物，良知离开天地万物也无所谓良知，心外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等等。

中国学术界关于“致良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王阳明所述的良知是封建主义道德伦理观念。不过，关于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否存在“个性解放”的意义，学者之间意见不一。侯外庐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决不是封建时代末期启蒙思想家所说的“理性”，而是封建主义的道德律。[7]例如，王阳明认为孝弟（悌）、忠、信皆出于人之“良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悌）。王阳明的“致良知”以克服和排除反封建的邪恶想法为目的，当然不包含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个性解放”的含义。

但是，最近也有学者提出新的见解。[8]他们认为，到明代中期，作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日益没落，不再能够有效发挥维系人的精神的作用。当时，王阳明揭露此弊端、强调“心”的作用、以“良知”为判断是非的基准，本身就是一种反对旧权威、旧教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解放”的含义。如果发展到任己所欲的程度，就有可能冲破礼教的规范而转化为异端。一旦革命思想家或激进的人物出现，他们就能够借用主观的“良知”来对抗他们所要反抗的权威。阳明学虽风靡一世，却没有获得政府承认的统治性地位，是其自身含有上述离经叛道的要素的缘故。

关于“知行合一”，侯外庐指出，王阳明的知行观为唯心论。因为“知”和“行”这两个范畴，在王阳明的哲学语言中只是观念上的顺序区别，二者均统一于一心（观念）之中，“行”决不是客观的实践。[9]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批判的那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销行以归知”。不过，最近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以下新见解：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一大发展。[10]王阳明以知与行不可拆分，明确了知行问题的辩证法思想，使这个命题向合理方向转化。王阳明既重视知，又重视行。他在把“行”向主观的领域发展的时候，认为“行”不过是思考的同义词；在把“行”体现于实际活动领域的时候，“行”又被赋予了实践的含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在历史上也为进步思想家所吸收，被赋予特定解释，并被运用为激励人们勇敢战斗的精神武器。

现在，有部分学者主张必须从认识发展史的视点出发，对王阳明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作出应有的评价。那么，在评价思想家思想价值的时候，必须探明其到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11]社会作用自然是评价的一个方面，认识上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王阳明的思想而言，像他的“心外无物”的命题，包含有认识仅来源于感觉的意思。其“心外无理”的命题，具有以理性思维和主观概念来把握事物之理进而指导人的行动的意义。其“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承认人的意识、思想在创造世界时的巨大能动作用。

总之，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正沿着科学的、历史主义的轨道，对王阳明思想进行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