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死后，阳明学派开始分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分裂为左派和右派。不过，对于阳明学者谁属于哪一派的问题，中国和日本学界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

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把以王畿（龙溪，1498—1583）、钱德洪（绪山，1496—1574）为代表的学者视为浙中王学，把以邹守益（东廓，1491—1562）为代表的学者视为江右王学。后者近于王阳明之正宗。对此，学者间的意见还算一致，没有特别的论争。论争比较多的是以王艮（心斋，1483—1540）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侯外庐、吕振羽、杨荣国等以王艮当属于阳明学左派。侯外庐认为，王艮所言“良知”就是百姓的“日用现在”（即人民的一切日常事务，如吃饭、穿衣等），王阳明的良知说到了王艮手里，就从封建教条悄悄变成了人民的欲望。[1]吕振羽也持相同认识，他认为，王艮的思想方法从日常的现实生活出发，摆脱了“玄之又玄”的良知说，以“真理”不在天而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据吕氏见解，王艮的思想当属于唯物论体系，而且，当时不少泰州学派学者均出身于下层人民，他们文化水平并不高，如王艮是盐场灶丁，朱恕是樵夫，夏廷美是农夫，韩贞是陶匠，所以他们不拘泥于文章字句而重视体认，更容易助长自由的意志，能够脱离礼法的拘束。所以到后来的颜山农、何心隐（1517—1579）一派时，便明确开辟出了封建正统思想批判的道路。颜山农以80岁高龄遭明政府收监，何心隐更是被明政府冠以“妖逆”之罪名惨遭杀害。这些都是泰州学派为阳明学左派的证据。[2]

不过，还有一些学者，如任继愈、张岱年、杨天佑等，否认泰州学派是阳明学左派，认为泰州学派把王阳明的学说又向右推进了一步。任继愈指出，王艮所宣扬的百姓日用，正是“明德”“亲民”“止至善”这一套封建伦理的教条。王艮不是把圣人降低到百姓的水平，而是把百姓教导到能够心悦诚服地接收封建道德规范的水平。有人说，这让老百姓与圣人平等，其实是捆上百姓的手脚，送给“圣人”作奴隶。[3]其他人也指出，王艮所谓“百姓日用即道也”，是为了让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如穿衣、吃饭之际，非常自然地保护自己的良知，即不过是为了让百姓按照封建道德观念行事，不能说他具有“人民性”。[4]

对于泰州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李贽（卓吾，1527—1602），中国学者有以下认识：虽然李贽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但他已不属于阳明学系，是具有市民民主启蒙色彩的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以“绝假纯真”之心为哲学的最高原则，把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作为其民主启蒙思想的哲学基础；他还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批判封建传统观念，反映了市民阶层反封建以及民主的诉求。

关于中国阳明学者所属，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的认识存在不同之处。有学者认为，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自不待言，王畿和李贽也属于阳明左派系统。如岛田虔次在自著《朱子学和阳明学》中说，阳明学的“右派可以说是正统的士大夫派、名教捍卫派……右派自觉或不自觉地越发接近朱子学，比如阳明视为画蛇添足的‘敬’，也积极主张提携”。照岛田虔次的认识，右派的代表人物是钱德洪（绪山），而与此对立的左派则是“理论上、实践上的积极主义者（小人之无忌惮者）”。左派巨头是并称为“二王”的王畿和王艮。据说左右两派对立的发端，是围绕阳明“四言教”的争论。所谓“四言教”，就是指“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一四句命题。钱德洪对此的解释是“四有说”，即心体本无善恶，但因人有习心，因此意（心之发动是意）中明显存在善恶。王畿的主张称“四无说”，即若心体为无善无恶，意当然是无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无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无善无恶之物。阳明学左派诸学者还新展开了阳明学。如王畿把良知扩展为宇宙原理，以之为“动”之物。他还主张“现成良知”，甚至儒、佛、道三教一致。王艮思想的本质在于实践主义。岛田虔次认为，李贽依然是主观唯心论者的“嫡派儿孙”，其“童心”说可谓王阳明“良知”的成年。[5]

另一方面，冈田武彦在自著《王阳明和明末的儒学》中认为，阳明之后，阳明学派分化成了以左派王畿、王艮等为代表的归寂派，以右派聂豹（双江）、罗洪先（整庵）等为代表的归寂派，以及以正统派邹守益、欧阳德（南野）等为代表的修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