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原益轩和罗整庵

林罗山死后，其思想取向为林家历代所继承，林家内部并无可观的思想发展。然而，从罗山以后整个日本朱子学派的发展来看，却沿着两个方向发生了分化。一是浓化了朱子学的唯心主义侧面，强调其封建伦理学，相较“穷理”更重视“居敬”。一是浓化朱子学内含的唯物论要素，强调朱子学认识论中的合理内容，相较“居敬”更重视“穷理”，表现了对“民生日用之学”和科学技术的兴趣。属于前者的有山崎闇斋及崎门学派诸人、大塚退野以及幕末的横井小楠、元田永孚等。属于后者的有贝原益轩、安东省庵、新井白石、大阪怀德学派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山片幡桃等，以及幕末的佐久间象山。以下分别以贝原益轩和山崎闇斋为例，简略考察下日本朱子学分化的状况。

贝原益轩（1630—1714）出生于黑田藩士之家。14岁时跟随其次兄学习“四书”的句读。又在其父的指导下读过医书，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28岁以后，曾受黑田家资助上京，在京都学习7年。在此期间，贝原益轩并无固定业师，但与京都的儒学大师松永尺五、山崎闇斋、木下顺庵、中村惕斋，及医学者向井元升、稻生若水、黑川道祐都有往来。这时的贝原益轩既学朱子学，又习陆王学。据他的读书目录《玩古目录》记载，他在读书初期好读阳明学书籍，曾读过12遍王阳明的《传习录》。但是，在36岁时读了中国明朝学者陈建的《学蔀通辨》之后，他开始放弃兼修朱陆的做法，彻底转向朱子学。此后，贝原益轩便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在批判王阳明学说的同时，也反对批判朱子学的古学派。但是，贝原益轩对朱子学也渐渐产生疑问。益轩在写给朱子学者谷一斋的书信中，谈到了他在46岁时对程朱之论抱有疑问的事情。谷一斋提出反驳，说他的一些想法和古学派大家伊藤仁斋的论述类似。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贝原益轩并未将他对朱子学的疑问与批判书诸笔端。直至临死那年，他才完成《慎思录》和《大疑录》两部批判朱子学著作，但他害怕人们误以为他背叛朱子学尊奉异学，因此对《大疑录》秘而不宣。益轩死后第三年，他的门人才把《大疑录》展示给荻生徂徕看。

图57 《大疑录》明和四年刊本

图58 贝原益轩

贝原益轩走上批判朱子学道路的起点是他的怀疑精神。颇值玩味的是，为其怀疑精神提供根据的恰是朱熹的教说。益轩经常引用朱熹的这句话：“大疑则可大进，小疑则可小进，无疑则不进。”在益轩看来，“六经语孟”是义理和物理的源泉，不管后世的文化多么精密详尽，都“不能出六经语孟之范围之外”。[33]但是，他又认为程朱在义理的发展上并没有达到极致，程朱学说并非完美无缺，即“天下义理无穷，圣人蕴奥难尽。是以宋之诸贤所说，虽义理明备，然其细微曲折之余意，尚待后人议论，有益详审者”。[34]

益轩宋儒批判论的重心，主要集中于程朱的本体论和人性论方面。他的观点受中国明代学者罗整庵（钦顺）的影响，与罗整庵的著作《困知记》不无关系。益轩《大疑录》第二条说：“宋儒之说，以无极为太极之本，以无为有之本；以理气分之而为二物，以阴阳为非道，且以阴阳为形而下之器；分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为二，以性与理为无死生，是皆佛老之遗意，与吾儒先生之说异矣”，[35]概括性地指出了朱子学的问题点。在人性论上，贝原益轩认为性是一物，不可将之二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因为人有生死，但人死后性就没了。在本体论上，益轩认为，“太极者，此道之本源，为万物之根柢”，又说世界本源“太极”是“一气混沌，阴阳未分之称”。而宋儒认为是形而下之器的“阴阳”，照益轩的说法，则是“太极既分之名。其实非有二也”。因此，也可以说是“天地之间，皆一气……”[36]以上观点显然不同于朱熹的本体论，是“气一元论”或“气本体论”。关于理气，益轩也不赞同朱熹的“理先气后”论，认为“理即是气之理，一气之行于四时也，生长收藏而不乱者，自顺正而不乖戾，故须就气上认取”，[37]以气来论理。贝原益轩的“气本体论”唯物主义思想，和罗整庵的《困知记》有关系。《困知记》上卷有这样一段：“天地之间不过一气，此一气动静、往来、开闭、升降，成四时温凉寒暑，成万物生长收藏，成人间伦理道德，成人事成败得失。其颇错综而于一丝不乱秩序之下，此所谓理。其初非别有理一物，依气而立，附气而行也。”[38]二者不唯思想相似，连所使用的语言也相差无几。将以上罗整庵的论述视为益轩唯物论思想的源流，应该是没有错的。

罗钦顺（1465—1547）号整庵，与王阳明是同时代人。当时王阳明学说盛行，罗整庵首先表示反对。他猛烈攻击偏唯心论的陆王之学，在继承朱熹哲学唯物论思想要素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并大幅改造朱熹的理气心性理学，建立气一元论哲学，还把宋学的欲望否定主义重构为肯定欲望的思想。事实上，在罗钦顺之前，就有沿着“理气不离”这一方向批判朱熹“理先气后”说的学者。明代初期薛瑄（敬轩，1389—1464）提出“理在气中”，虽然向唯物论前进了一步，不过并没有完全解决理气的关系问题。罗钦顺受薛瑄的影响，明确提出“理气为一”这一唯物论命题，建立了唯物主义理气观，开启了通往中国哲学史发展新阶段的道路。[39]日本学者阿部吉雄把薛敬轩划为“主理派”，这是不合适的。[40]罗钦顺《困知记》的朝鲜刻本，被认为是日本刻《困知记》的源头。此后，以朝鲜本或罗山抄本为底本，日本广泛刻印《困知记》，很多人都阅读过这本书，对日本气哲学的勃兴产生了极大影响。贝原益轩非常推崇罗钦顺及其《困知记》，说：“唯罗氏师尊程朱，而不阿其所好，其所论最为正当。”[41]贝原益轩以罗钦顺为师，踏上了批判朱熹的道路。

贝原益轩对朱子学的批判，实际上针对的是崎门学派，抨击他们对道德精神的歪曲。贝原益轩不赞同崎门学派的教条主义和只以“敬”为中心的偏执酷薄学风。“居敬”和“穷理”是朱熹修养方法的两大支柱，朱熹屡次比喻二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以二者不可废其一。在朱子学中，“敬”的地位较“穷理”高。这从他定义“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也”，“最紧要处”，便可以推知。山崎闇斋比一般的朱子学者更重视居敬，而贝原益轩认为，敬不是心之主宰，只是存心的工夫之一。这样，敬从心的主座上跌落，忠信占据了心的主座，即他把朱子学中敬和忠信的位置进行了对调。益轩更重视“格物”和“穷理”，强调朱子学认识论中的合理部分。可以说，朱子学的“穷理”包含道德的形而上学之理和作为事物规律的理，朱子更重视前者。贝原益轩对“穷理”的理解，则从道德的形而上学之理转移到了作为事物规律的理。他曾称赞荷兰人的外科医术，说：“彼国俗穷理，往往长于外治，疗病有神效……”[42]在这里所说的“穷理”，可以理解为穷尽自然规律之理，即贝原益轩的“穷理”是转向了客观探索事物规律的理。贝原益轩重视“穷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主张学问应以“博学洽闻”为宗旨。他常言学问是“民生日用之学”，如“宇宙内事，皆吾儒分内事”，“满天下事物众多，其理亦无穷。为学而得逐一通晓其理而无可疑，是人生一大快事，其乐可无穷”，[43]视“穷理”为儒者的责任和乐趣所在。为此，益轩的学问领域从对道德的体认躬行扩展到了礼法、制度、语言学、医学、药学、养生、博物学、数学、音乐、兵法等。其著作《大和本草》十六卷，是日本本草学的巨著。《养生训》和《用药日记》是他的医药知识的总结。他写作《筑前国续风土志》的时候，曾亲自去筑前地区的农村和高山大谷实地考察。贝原益轩博学洽闻的学风与崎门学派的学风正相反。

益轩在晚年著作《大疑录》中，对朱子学的基本思想提出质疑，但在情感上仍然没有否定朱子学。对朱子学，他在《大疑录》中说：“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龟”。益轩的宋儒批判和古学派伊藤仁斋的论说类似，但益轩对仁斋学说持批判态度，不允许伊藤仁斋非难道学。在心性问题方面，益轩对陆王心学的批判，终究没有超出朱子学的范围。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日本朱子学所要赋予基础的现存社会秩序。总之，贝原益轩应该是建立修正朱子学学派的学者。

山崎闇斋的学风

与贝原益轩不同，山崎闇斋（1618—1682）强调朱子学的唯心主义侧面。山崎闇斋出生于京都浪人之家。7岁入比睿山。15岁时转入妙心寺，成了真正的禅僧。19岁时，移至土佐吸江寺。在当地，他接触过南学派的谷时中，并与时中门下的实力武士野中兼山、小仓三省等交往，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南学派朱子学。25岁时，从思想上否定佛教，脱掉僧服转入朱子学。29岁时，回到京都，蓄发入儒。31岁著《辟异》一卷，抨击佛教，论说居敬穷理，介绍自己脱儒归佛的个人体验，这是闇斋最早的归儒宣言。38岁时，开始设教席，讲授内容为“先小学，次近思录，次四书，次周易程传”。[44]后成为幕府大老（地位仅次于将军的幕府官员）保科正之的宾师，声名鹊起。在这期间，四方游学者增多，闇斋每年往返于京都和江户之间，无暇教育著述。55岁时，保科正之去世，后大约十年间，闇斋一直在京专事教育与著作。1682年，闇斋去世，享年65岁。17世纪后半期，闇斋门徒据说多达六千人，形成颇有实力的一个学派。崎门学统连绵不绝，一直延续至明治维新以后。以支持天皇制国家为理想的国粹主义者推崇崎门的尊王思想和神道思想，众所周知，这一现象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达到**。确实，崎门学派最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朱子学派停滞与固陋的一面。

图59 山崎闇斋画像

山崎闇斋不同于贝原益轩的第一点是教条主义。他不仅没有贝原益轩那样的怀疑精神，还说“先生实孔子以来第一人也”，“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也，何遗憾之有？”[45]宗教狂般地推崇、皈依于朱熹。他是如此地倾倒于朱熹，甚至在生活中，用朱色手帕系于腰部，夏天穿朱色的外褂，包书皮也只用朱色。他不仅抨击佛教和陆王之学，还排斥朱子后的中国和日本的朱子学者的著作。朱子学在南宋后期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各家对朱熹经注和性理学进行研究、注解的著作可谓是琳琅满目，涌现不绝。明初永乐帝曾搜罗宋元以来程朱学派各家注说，编辑为《性理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并作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明代的学者又标注、敷衍《大全》，流于烦琐之极。江户前期的日本朱子学者，阅读的几乎都是《四书集注》或朱子学末流的祖述敷衍著作，并没有真正地对朱熹的文集、语类进行精读和探讨。闇斋原则上否定这些末流，即便是对《大全》《蒙引》这些权威著作，也认为是“混塞却甚”，予以严厉批判，[46]并要清除其中的夹杂物，阐明醇正的朱子学真意。他批评藤原惺窝是中国元代主张折衷朱陆的学者吴草庐（澄，1249—1333）的亚流，并说林罗山是“剃发腐儒”，非常讨厌他。山崎闇斋以忠实的朱熹祖述者自任，常自称“述而不作”。因此，他的著作虽然数量有很多，却甚少创见。其最主要著作《文会笔录》二十卷，大都是抄引《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程朱门人著作或是朝鲜李退溪集等。因此，丸山真男说：“最早把程朱之学作为理论和实践相贯通的世界观，以己身体认并与其格斗的学派是闇斋学派。”[47]就于日本介绍朱子学真意方面而言，崎门学派自然贡献很大，但其学风也不免有偏狭之弊。崎门学派的读书对象仅限于四书五经和程朱的著述，严禁翻阅史子集，玩弄词章游戏。荻生徂徕评价闇斋的讲学释书，说他好似僧侣街头讲道，商人甩卖货物。

图60 寄山崎闇斋誓约书门人安井算哲（涩川春海）学业终了后，提交于其师。据此，准许其传授他人

图61 日新馆总图 会津藩招聘山崎闇斋使其宣讲程朱之学，为广集人才，设立日新馆

图62 日新馆学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