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儒学开创者藤原惺窝与朝鲜朱子学

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儒学摆脱了从属于禅宗的地位，开始独立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藤原惺窝（1563—1619）脱离禅门还俗转向儒学，是日本儒学独立的标志。藤原惺窝是名门贵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后裔，7—8岁时在故乡播磨龙野的景云寺出家。18岁时，他的父兄遭土豪袭击而死。于是，他不得不陪同母亲去京都，并在禅宗五山之一的相国寺为僧。这时候，惺窝和其他禅僧一样，既修禅学，又习儒学，还对中国的老庄思想感兴趣。惺窝是号，当时还号“柴立子”。“柴立”典出《庄子·达生》的“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由于丰富的教养，惺窝后来成为有名的禅僧。天正十九年（1591），当时的关白丰臣秀次曾邀惺窝参加在相国寺举行的诗会。文禄二年（1593），惺窝应德川家康之邀到江户，给家康讲授《贞观政要》。

图47 藤原惺窝画像

作为著名禅僧的藤原惺窝之所以转向儒学，与他受到来自大陆的思想影响，尤其是朝鲜朱子学的影响有关。当时，朝鲜迎来了朱子学的黄金时代。天正十八年（1590），朝鲜通信使一行访问京都。惺窝经常前往拜访，双方互以诗文赠答。朝鲜使节中的书信官许箴之（号山前）曾致书惺窝，即《柴立子说》一文，说：“子释氏之流而我圣人之徒，拒之尚无暇，反为不同道者谋，岂非犯圣人之戒而自陷异端。”[1]许箴之是朝鲜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李退溪门下三杰之一——柳希春的高足。许箴之说儒学与佛、道峻然有别，视藤原惺窝为“不同道者”，这种态度无疑给了一直生活在日本神儒一致习气中的惺窝很大刺激。庆长三年（1598），惺窝在京都结识了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被俘的学者姜沆，彼此间经常进行学问交流。姜沆也是李退溪学派的朱子学者。受其影响，惺窝更加倾向朱子学。惺窝受其经济援助者、在野城主赤松广通之命，在姜沆的协助下，开始编纂《四书五经倭训》，并于1599年完成。这是日本最早据朱子学观点来注解整个四书五经的著作。在此之前，除明经道博士外，民间人士是不可以注解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倭训》的编纂，是打破传统禁制的行为，标志着惺窝向儒学转变。惺窝和姜沆交往不久，即还俗结婚，在个人生活上也脱离佛教。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召见惺窝，惺窝穿着一身既非和服又非僧衣的“深衣道服”（私制的儒服）去见家康，公开表明自己与禅宗分袂而成为儒者。在座的旧友承兑、灵三等看到惺窝的奇怪装束，诘问说：“有真有俗，今足下，是弃真归俗也。”惺窝反驳说：“由佛者言之，有真谛，有俗谛，有世间，有出世。若以我观之，则人伦皆真也。”[2]

图48 姜沆笔谈（自笔稿本）

藤原惺窝认为“人伦皆真”，如中国宋学者那样，否定佛教的出世主义，表明他从思想上排佛归儒。他还曾这样说：“我久从事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之外哉！释氏既绝仁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3]有学者认为惺窝的排佛归儒论不过是其弟子林罗山的虚构，说惺窝“依然没有能摆脱五山习气”，[4]但从以上惺窝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在主观上要摆脱佛教转向儒学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惺窝对朱子学的倾倒，是五山禅僧怎么也比不了的。确实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惺窝晚年过着一种偏出世的生活，对明朝三教一致论者林兆恩也怀有兴趣，但这并不是回归五山禅儒，他本人到底还是一名儒者。当然，惺窝是从作为五山禅僧的佛教徒的立场来学习朱子学的，其思想存在残滓倒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学者认为藤原惺窝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5]这种看法并不合适。藤原惺窝的基本立脚点虽然是朱子学，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朱子学者，他对传来的陆（象山）王（阳明）之学持包容和折衷的态度，同时也没有忽视旧儒学——汉唐训诂学的作用。

从惺窝对理的观念的理解来看，可知他基本立足于朱子学。惺窝像朱熹一样，把理视为形而上的、万事万物产生的本体。他说，“夫天道者，理也。此理在天，未赋于物曰天道。此理具于人心，尚未应事曰性，性亦理也。”[6]惺窝还像朱熹一样，用“理一分殊”的理论去说明封建等级结构的合理性。他说：“学问之道，分别义理，以理一分殊为本。万物一理，物我无间，则必入于理一，流于释氏平等利益，墨子兼爱而已。”[7]即他认为如果只讲“理一”而不强调“分殊”，就会“入于理一”，流于释墨。

不过，惺窝对于朱子学的兴趣并不在其本体论，而在其伦理学。因而，惺窝的文章中几乎没有理气关系的论述。相较于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论概念一面，惺窝在讲“理”的时候，更注重其作为伦理道德性质的“道理”或“义理”一面。他说：“人事亦不可忽诸，人事即天理，下学即上达。”[8]尽管惺窝以朱子学为立足点，但并不排斥陆王之学，他说：“古人各有自入头处。周子之主静，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穷理，象山之易简，白沙之静坐，阳明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9]持折衷态度。惺窝推崇宋学，说：“汉唐儒者，不过记诵词章之间，说注释、音训标题事迹耳，决无圣学之诚实之见识矣。……若无宋儒，岂续圣学之绝绪哉！”[10]不过又说：“汉唐训诂之学，亦不可不一涉猎者也。其器物名数典刑，虽曰程朱，依焉而不改者夥矣，让焉而不注者数矣。”[11]惺窝对二者采取包容的态度。相较儒学各流派之间的异处，惺窝更重视它们的共同性，即“异中之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背负的历史使命是要将儒学更明确地与佛教区别开来，构筑儒学各流派的统一战线，巩固儒学的独立地位。惺窝对弟子林罗山说：“凡见异书，莫见异中之同处。见同中之异处，然后知异之实对”，[12]然而关于朱陆之辨，他又说“我于朱陆，并无偏执”。[13]藤原惺窝在使日本儒学摆脱宗教束缚，确立为建筑于人类理性之上的独立学说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藤原惺窝培养了一大批儒者，其门下除幕府官学派开创者林罗山外，还有与林罗山学风迥异的松永尺五、那波活所等人。通过这些风格多样的弟子们，可以看出开出江户儒学各流派灿烂花朵的种子已经为惺窝所培育出。与其说惺窝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倒不如说他是江户时代独立儒学的开创者更为恰当。

图49 松永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