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学引到关东地区的有功者，当举足利学校。足利学校创建于何时，日本学者意见不一。一般认为足利义兼创建说最为可信。足利义兼（？—1199）是镰仓幕府第一代执权北条时政的女婿，在文治五年（1189）的奥州征伐中立过战功，深得将军源赖朝信任。义兼晚年出家，在足利庄内设氏寺鑁阿寺，还在寺内安置了讲书设施。据该寺现存文书，可知当时讲书的内容有《大日经疏》和《周易注疏》等，即兼习儒佛。很多学者认为，足利义兼在领内鑁阿寺设置的子弟教育用设施，是足利学校的由来。此后百余年，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1305—1358）又在足利庄建圣庙、设学堂。《分类年代记》说：“源尊氏出奔西海与菊池战于多多良浜，时默祷孔庙遂得胜利矣。于是再造圣庙以崇奉之，以先祖之所创，世世不绝祭祀。”看来儒学教育在足利学校中的地位日渐提高。不过，学校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禅僧手中。《续本朝通鉴》说：“尊氏曾祈胜军之事于足利学校，称有验，乃召京师之儒官而管之，然因水土之变，儒官不久先亡。自此儒官厌东行而不来，故窥禅徒之文学者领之。”到15世纪初，足利学校已有相当规模，甚至设立了供学徒修养的病舍。不过，这时的儒学教育仍然墨守古注，以致遭到提倡宋学的人们的批评。通晓宋学的禅僧岐阳曾这样说：“大唐一府一州以及郡县皆有学校，日本才足利一处。学校，学徒负笈之地也。然在彼而称儒学教授为师者，至今不知有好书，徒就大唐破弃之注释，教诲诸人，惜哉。后来若有志本书（《论语》）之学者，速求新注书而可读之。”[20]这段记述一方面说明足利学校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说明其学风十分守旧。

图44 足利学校校门（足立市昌平町）

永享四年（1425），上杉宪实扩充了足利学校，并使学风为之一变。上杉宪实（1411—1466）是室町时代的武将，深得幕府信任。他喜好文史与搜集书籍。1432年，上杉宪实受幕府之命，管理成为幕府直辖领地的足利庄。宪实聘请五山禅僧快元担任足利学校的庠主，还向学校赠送宋刻本《尚书正义》《毛诗注疏》《春秋左传注疏》等。上杉宪实扩建足利学校，一般称之为“永享中兴”。“永享中兴”后，学风的转变可从足利学校所存藏书管窥其一斑。藏书中有《易学启蒙通释》《周易传》《书经集传》《礼记集说》等新注书籍。虽然《毛诗》《论语》等仍用古注本，但书中已有历代庠主手书的新注插语。这表明新旧注折衷已成为足利学校的学风。当时的足利学校，已成为不习佛学专攻汉学的学府。《校规三条》第1条就规定，除“三注”（胡曾《咏史诗注》、李暹《千字文注》、李瀚《蒙求注》）、“四书”、“五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外，应禁止其他讲义。不过，足利学校对五山禅僧仍持宽容态度，作为例外，还承认他们的自由讲义。

上杉宪实死后，上杉氏一族一直保护着足利学校。宪实之子宪忠曾赠送宋刻本《周易注疏》，同族宪房则赠明版《后汉书》和《十八史略》。室町时代后期，战乱频仍。由于上杉氏先发生内乱，后上杉氏与北条氏两个势力又发生冲突，关东地区也陷入混乱，学校也再三罹祸。元禄三年（1560），第七代庠主九华认为学校复兴无望，从学校辞职欲回归乡里。途经小田原城时，北条氏康、氏政父子邀请九华讲《周易》《三略》，并应允援助学校，劝他回校。自此，足利学校便得到北条氏的庇护，作为全国性的儒学教学机关，于战乱中仍然继续经营下去。关于足利学校在全国的地位，《镰仓大草纸》说：“近顷，诸国大乱，学道亦中绝，此处乃日本唯一之学校。”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在天文十八年（1549）十月从日本寄往果阿的书信中也说：“坂东有学院，日本国中最大而最有名也。”[21]

图45 上杉宪实捐献之宋版《礼记正义》（右）和宋版《尚书正义》（左）

图46 足利学校孔子像和释奠祭器

上杉氏和后北条氏所以扶持、保护足利学校，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们爱好文教，更重要的在于足利学校培养的学生符合他们的需要。足利学校汉学教育的重点是易学。而上杉氏和后北条氏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为经学的易学，莫如说是作为占筮的易筮。正如耶稣会教士沙勿略在1551年写的信中说：“四方攻学之徒云集坂东大学，斯学徒归其国，则各以所学教授乡人。”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亦到处展开活动。[22]他们为武家行易筮，观战阵，讲兵书，有兼才者还负责医疗，发挥类似军事顾问的作用。当然，也有人回乡后只教授汉学。无论如何，以上事实都表明足利学校的学风，到室町时代后期已经逐渐脱离纯粹学问的窠臼，变成以实学为主，并广泛向地方普及。

回顾镰仓和室町时代儒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看到如下发展趋向：镰仓时代初期，吸收汉唐训诂学流的儒学已经衰落，镰仓时代中期，宋学作为禅宗的附庸开始在日本传播。此后，皇室、公卿和博士家受宋学影响，形成了京学博士派新古注折衷的学风。就禅、儒之间的关系变迁而言，可以说，最初包摄于禅学中的儒学，逐渐与禅学对等，到最后阶段，甚至出现了阳禅阴儒的儒者禅僧。室町时代后期，由于大名政治统治的需要，博士、禅僧开始前往地方，宋学向地方普及，地位也逐渐提高，形成了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虽然宋学势力在镰仓和室町时代弱于佛教，但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和浸润之后，其影响逐渐扩大，为江户时代儒学的全盛和独立准备了条件。

注释

[1]译者注：宫中新年活动之一。年初，天皇、皇后以及各皇族出席，聆听讲义。

[2]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46頁。

[3]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时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29—32頁。

[4]严绍璗：《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收入于《中国哲学》（第三辑），三联书店，1980年8月。

[5]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68頁。

[6]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时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52頁。

[7]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1、182页。

[8]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时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139—167頁。西村时彦：『日本宋学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31—69頁。

[9]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120—127頁。

[10]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174頁。

[11]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时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477頁。

[12]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189頁。

[13]同上，第191頁。

[14]西村時彦：『日本宋学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105頁。

[15]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时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561頁。

[16]西村時彦：『日本宋学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122頁。

[17]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221頁。

[18]西村時彦：『日本宋学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148頁。

[19]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时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723頁。

[20]西村時彦：『日本宋学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91頁。

[21]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243頁。

[22]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学』，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