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镰仓时代末起,镰仓时代禅僧间唱道的宋学的影响,开始波及宫廷的天皇、公卿和博士家。
《花园天皇宸记》元应元年(1319)闰七月二十二日条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夜资朝、公时等,于御堂殿上局谈论语。僧等济济交之。朕窃立闻之。玄惠僧都义,诚达道欤。自余又皆谈义势,悉叶理致。”一条兼良著《尺素往来》中记载了玄惠为朝廷讲宋学,传授北畠亲房《资治通鉴》一事。《大日本史》文学传也有后醍醐天皇与公卿日野资朝等“设无礼讲,结将士之心,恐为人所怪,阳延玄惠使讲书”的记述,即天皇在“男脱乌帽放髻,法师不著衣而为白衣”之饮酒放浪之间,筹措讨幕计划。足利衍述与西村时彦据这些记载认为,玄惠是宫廷宋学的首倡者,建武中兴的原动力是宋学,北畠亲房等南朝忠臣勤王思想的源流也在于宋学。[8]和岛芳男则反对他们的观点。他认为,《花园天皇宸记》中玄惠的“达道”,不一定指玄惠通达宋学,应该解释为达到《中庸》“天下之达道”的道义,而且,关于玄惠的宋学以及他与南朝或亲房的关系也没有确切证据,《大日本史》关于“无礼讲”和建武中兴之间的关系的记载,仅《太平记》有记录,而《太平记》的这条记载更类似于小说。[9]上述论争暂且不谈,新来的宋学已经登上后醍醐天皇朝廷的讲席,这应该是个事实。《花园天皇宸记》元亨二年七月条说:“廿七日癸亥,晴,谈《尚书》。人数同先昔。其义不能具记。行亲义,其意涉佛教,其词似禅家。近日禁里之风也,即是宋朝之义也。”元亨三年七月十九日条也说:“近日风体,以理学为先。”这里的“宋朝之义”和“理学”明显都指宋学。
守旧派即墨守古注的公卿学者,坚决抵制新注的流行。《花园天皇宸记》元应元年九月六日条说:“近日禁里频道德儒教之事。……而冬方朝臣、藤原俊基等,此义殊张行者也。而如惟继卿,频偏执,以浅略义加难……”也就是说,公卿吉田冬方和藤原俊基等大力提倡宋学新注,平惟继则非难宋学“浅略”。虽然后醍醐天皇的讲座讲了宋学,但宋学并没有被完全接纳和研究。
镰仓时代,儒学新注派为禅林宋学,古注派则是清原、中原、菅原、日野等博士家。博士家奉侍于天皇之讲席或出仕于将军、执权幕下时,讲的内容仍然是作为家学或家说的汉唐训诂,墨守旧习。看到禅林宋学兴起,且日益受到当时社会的信赖和欢迎,他们便不堪愤懑之情。当时大儒菅原为长与圆尔辩论,想把圆尔驳倒,结果反被圆尔问住,哑口无言。到镰仓时代末期,博士家们受朝廷采用新注和禅林提倡宋学的刺激,也开始钻研宋学。他们认为,适当采取宋学新注补强自家的学问,对于保存博士家的权威是必要且有效的。结果,引起了折衷之风,开启了室町时代博士家新、旧注折衷学的端绪。
以明经博士清原家为例,最早在传统家学中添加宋学新义的是清原良贤。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元天历元年(1328)刊陈澔著《礼记集说》中,有良贤写的跋。其中说:“永和元年(1375)五月二日,以此本候禁里御读讫。清原良贤。”陈澔是宋末元初朱子学派大儒,其《礼记集说》被认为是朱子学派《礼记》注的标准,备受尊崇。从良贤采用此本来看,他是认可宋学的。
图41 朱熹《论语集注》草稿
清原良贤的曾孙清原业忠(1409—1467)也对宋学感兴趣。业忠读过《四书大全》和《晦庵集》。他的《论语》讲义以古注为主,参考并采用了朱熹集注。关于《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章,他这样解释说:“忠体恕用,体用同一即一贯也。以己心及于物,恕也。自他同一则一贯焉。”他还说:“忠恕者,曾子所传道也。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也。”[10]业忠解释的依据是朱熹《论语集注》“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业忠的学问整体上仍然采用古注,有时参以新注。
到清原业忠之孙清原宣贤(1475—1550)时,清原家摄取新注的过程大致完成,宣原的学风已变成以新注为主,参以古注。宣贤是一代硕儒,一生致力于讲解经书。他上曾担任后柏原、后奈良两朝及方仁亲王的侍读,幕府将军足利义稙、义晴及诸公卿的老师,下还为一般缁素(僧俗)广开讲席。此外,他还曾到能登、若狭和越前讲经解道。宣贤是日本能够讲解全部四书五经的第一人,著作也有很多。他认为孔子之学为心性之学、宋学是其正传,说:“汉儒谙于心理之学而不识义理。”[11]他还认为,宋儒中没有人能超越二程,朱子之学也只是传播二程之道而已。他重视自孟子至程朱的道统,说:“程子、朱子云者,如不出世,圣人之道实于孟子已断。”[12]宣贤还以新注《大学》《中庸》和古注《论语》《孟子》为底本,制作定本,即整备了所谓的明经家四书。宣贤还受禅学和一条兼良的神儒佛三教一致思想的强烈影响。例如,他的《孟子抄》整篇引用朱熹《集注》,并附以明快的解说,阐述禅儒融合论。他解释“尽心知性”说:“内典云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人心言尽其心,见性言知其性,成佛言知天。”[13]以上内容表明,在博士家的儒学中,即便是理解宋学最深的清原宣贤,最终也未能超越新古二注折衷及神儒一致的不彻底立场,未能脱离汉唐古注和禅学,未能使宋学独立。不过,将宋学包摄于自家传统家学的博士家儒学,依然是江户时代独立儒学的源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