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林儒学

以宫廷和贵族势力为背景、汉唐训诂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早期儒学，在镰仓时代已经没落。大学寮烧毁，圣像久眠于庙仓，几经盗难，学生也有名无实，博士们也只从事春秋二季的释奠、“御讲书始”[1]等活动。宽元二年（1244）正月，朝廷想募集资金更新庙器与礼服，明经家们却率先抱怨说：“当道之贫儒，难以承担。”[2]随着武士阶层的勃兴和禅宗的弘布，大陆宋学随禅学传入日本并在日本传播，开启了日本儒学革新的气运。不过，在镰仓、室町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居支配性地位的主流或理论依然是佛教，儒学自始至终都处于从属地位。

关于宋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学者之间说法不一。足利衍述在自著《镰仓室町时代之儒教》中，注意到入宋僧俊芿在建历元年（1211）从南宋带回的两千余卷书籍中有236卷儒学书籍，且在宋朝时与他有很多往来的禅僧北磵与楼肪、楼钥等学者也都通晓程朱之学，而且他还给左大臣德大寺公继讲经史并论及“本朝未谈之义”，据此认为俊芿是把宋学传入日本的第一人。[3]中国学者中也有人持此观点。[4]与此相反，和岛芳男在《中世的儒学》中认为，与俊芿相比，入宋僧圆尔作为宋学首倡者的可能性更大。[5]因为俊芿携回的书籍均已散佚，书目也不存于世，且“本朝未谈之义”也未必与宋学有关。圆尔于仁治二年（1241）回国时，带回了很多涉及儒佛的书籍，其中就有几部朱熹的著作，如《晦庵大学或问》《晦庵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圆尔还为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过《大明录》。此书是南宋居士奎堂宣扬儒、佛、道三教一致的著作，与儒学相关的部分引用了很多二程学说。他还著有《三教要略》和《三教典籍目录》。笔者赞同和岛芳男的观点。圆尔之后，禅僧天佑、净云等从宋朝归国，也宣扬禅宗和宋学。

在日本弘布宋学的，不仅是日本禅僧，还有宋元大陆禅僧，著名者有道隆、正念、祖元和一山等。其中，一山及其门人对宋学弘布最为有功。南宋西蜀禅僧兰溪道隆于宽元四年（1246）到达日本，1252年应北条时赖的邀请到镰仓，并创建了建长寺。道隆回答时赖关于政道的问题时，引用过《论语·颜渊》“政者正也”，还说“政者正也，所以正文物也。文物不正则世不治”，“究道参玄，亦复如是。首正其心诚其意。目不斜视，口不乱谈。”[6]这明显是受了《大学》“正心诚意”的影响。一山一宁在正安元年（1299）被元世祖遣往日本。当时，幕府执权北条贞时得知一山并非自愿来日而是受元主逼迫后，就把他招至镰仓。正和二年（1313），后宇多上皇又下诏邀请他到京都各地讲学。一山于文保元年（1317）在日本逝世，享年71岁。一山弘布儒学的功绩，是培育出了英才虎关、雪村、梦窗、龙山等弟子，他们后来成为室町时代禅林儒学的源头。

在禅僧之外，也有中国儒者赴日传播宋学。九龙真逸（清末广东东莞人陈伯陶）所辑《宋东莞遗民录》下卷《李用传》，便说有一个“潜心理学”的学者李用（字叔大，号竹隐，东莞白马乡人），在宋德祐二年（1276）“浮游至日本，以诗书传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年八十一卒。日本人以鼓吹一部，送丧返里”。[7]不过，日本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李用的记载，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也没有提及过这件事。这或许是因为李用在日本的影响不及禅僧的缘故。

在整个镰仓、室町时代，宋学几乎全赖五山禅僧之手才得以延续。这一状况与大陆宋学大不相同。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以程朱为中心的宋学的特征是“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即朱子学吸收禅宗、华严宗等思想后，自身已经具备高度的思想完整性，没有借助佛教来补充的必要，因而朱子学自始至终主张排佛。与宋学者相反，大陆禅宗一方则出现为对抗宋学而克服、包容儒学的僧人，力倡儒佛一致说。日本禅僧受大陆禅僧的影响，也站在儒佛一致的立场讲宋学。不过，日本禅林提倡宋学的目的一开始就不在于推广宋学，而是将宋学视为“助道之一”，最终只是为了弘扬禅法的方便。他们认为比较好的策略是：先诉诸武家政权指导者们的儒学素养，然后阐述儒学与佛教，特别是宋学和禅宗的一致、融合说，最后实现武家对禅宗的皈依。在这一点上，最成功的是梦窗门下禅僧义堂周信（1325—1388）。义堂于延文四年（1359）被镰仓公方足利基氏招至镰仓，先后住于圆觉寺和瑞泉寺。当时义堂曾告诉门人说，孔孟之书仅止于人天乘，没有一定把其当作专业来学习的必要，但可将其作为“助道之一”。当他的弟子被儒学（宋学）吸引而疏于佛学的时候，义堂即大怒，扬言他们要是再读俗书，就烧掉寺院中所有儒书，对他们大加训斥。康历二年（1380），义堂从镰仓到京都，成为将军足利义满的老师。他劝说义满学习作为治道要书的《四书》，当义满注意到汉唐古注和宋代新注存在不同时，他说新注优于古注，原因是宋学摄取了禅学，最终使义满皈依禅宗。之后，义堂就不再给义满讲授儒学了。由此可见，禅僧提倡宋学怀有功利主义的目的。而禅僧们的这种功利主义态度也限制了他们对宋学的理解和研究。他们仅仅注目于儒学与佛教，尤其是宋学与禅宗在形式上的关联，着重论述二者之间的交涉和融合，因此最终没有达到把握宋学实质的程度。当时，宋学是作为佛教禅宗的附庸而存在的。

禅僧们之所以研究儒典（包含宋学著作），是以其为兴禅和写作四六文（禅林日用文书的文体）的手段，在迫于极其实用的必要情况下才进行的。不过，应仁之乱后，偏重宋学理论的研究倾向开始逐渐显现，儒典研究本身成为目的。这一研究学风的形成，以京都五山之一东福寺为中心。岐阳方秀于东福寺出家，应永三十一年（1424）卒于东福寺不二庵。岐阳著有朱熹《四书集注》和训。其门下人才众多，有名者有云章一庆和翱之慧凤。东福寺还陆续出现了桂庵玄树、文之玄昌等专门研究儒典者，可谓名家辈出。禅僧中也有人开始着力于宋学。最终，日本近世出现了脱离禅僧而一归儒学的藤原惺窝和山崎闇斋。可以说，日本禅林的宋学，在意识形态上饰演了从佛教向儒学过渡的桥梁角色。不过，大陆宋学在成长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并没有这种桥梁，与禅僧的儒佛一致说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