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有很强的包容性，事实上它也是通过不断地吸收各家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如前汉董仲舒引入法家和阴阳家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同时，中国儒学还有很强的外向排他性，为树立自己的主张而不断展开排斥异端的论争。如原始儒学时期的儒墨、儒法论争，前汉初期的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的论争，前汉武帝尊儒学为国教排退诸子百家，东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有儒、佛、道之争。儒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之间，也经常相互辩论。原始儒学有荀孟之争、汉代经学有今古文论争、南北朝经学有不同学风（《北史·儒林传》载“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等，都是如此。这些论争经常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

日本早期儒学明显表现出很强的共存性特征。儒学传入日本时，中国儒学的荀孟之争、儒法之争、今古文经学之争已经画上休止符，没有影响日本。据小岛宪之研究，继体天皇后传入日本的汉籍有南朝经学系统的汉籍，也有北朝经学系统的汉籍。学令中的文本采用南北朝两系的经注来理解《周易》《尚书》和《春秋左氏传》（《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划线部分为北朝系统）。日本早期儒学不但看不到像中国儒学那样的内部论争，还显示出与佛教和日本本土神祇信仰（神道）的共存性。在当时，日本不仅没有产生儒、神、佛之间的思想对垒，也没有发生如中国南北朝、隋唐时代那样儒者激烈批判佛教和道教的情况。即便担任文章博士与大学头的菅原清公、是善父子，也像记载的那样“最崇佛道仁爱人物”，推崇儒学的同时还尊信佛道。

日本早期儒学具有共存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原因。当时律令国家的统治阶级希望借助所有宗教、思想的力量来确立他们的权威。如上所述，在政治领域，儒学作为政治理念和培养官吏的手段发挥作用，而在宗教领域，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与民族宗教神祇信仰（神道）同样，以巫术的形式护持律令国家体制，被委任以“镇护国家”的任务。统治阶级以佛教信仰和民族宗教信仰并行，分别在每年的四月和七月举行大忌祭、风神祭，十一月举行新尝祭，正月举行《金光明经》的讲说，并把这些作为国家祭祀予以惯例化。如此一来，有关作为官方活动的这些“神”“佛”祭祀，统治阶级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还有不可忽略的是，中国汉代儒学中的祥瑞灾异、天人感应思想与前述的神祇信仰及佛教信仰相联系，吉凶卜相的定法也分别与“神”“佛”的方法相融合，影响二者。正是由于在效用上各自独立，三者才得以并行不悖。

第二个原因与当时日本人的文化程度有关。当时，日本人接触并惊叹于远比自己固有文明卓越的中国大陆文明（包括佛教），对渐次传来的新事物、新典籍的崇敬之情愈加强烈。他们埋头于学习和模仿，进而在思想层面也被折服，批判和有选择的吸收是不被允许的。并行之并笃信之，也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