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早期儒学

从儒学初传日本到平安时代末期的日本儒学，在日本儒学发展史上到底应该处于什么位置？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一问题。现存的日本儒学史研究著作，多以江户儒学为中心，不过是把自儒学传入至平安时代末期这七百余年间的儒学发展，作为江户儒学的发展前史，进行简单地概说。[51]但是，这一阶段的日本儒学对于日本儒学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不上江户儒学，但却比其他任何时期儒学的影响都要大。就像中国如果没有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就没有宋明理学那样，没有这一阶段日本儒学的发展，也不会有江户时代儒学的全盛。

我们应该把这一段儒学放在日本“早期儒学”的位置。从表现形态、发展样态、传播方式来看，它和中国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存在共通之处。

如上所述，日本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可观的系统性儒学理论著作，其吸收的思想散见于《宪法十七条》和大化改新后之诏敕等政治文献、《古事记》和《六国史》等历史著作以及知识分子所写的汉诗文中。然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日本早期儒学的存在。这是因为，作为中国儒学经典的原始儒学著作也不是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例如，《诗经》是中国最初的诗歌总集，《尚书》是夏、商、周的历史文献集成，《春秋》是鲁国史书，《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录孔子言行的辑录。《论语》各章很短，思想上大体上也都是片段性的，它不像古代希腊哲学著作，缺少推理和论证。通过比喻或引用名言、古语、故事，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观点的特殊方式。日本早期儒学像中国原始儒学那样，也散见于政治历史的文献著作中。

日本早期儒学确实没有多少创见。尤其是博士家垄断之后，历代均墨守汉唐古注。不过，思想的发展有的是增加内容，还有的是扩大外延。

例如，前述中国汉代经学是原始儒学的发展，是中国儒学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前汉董仲舒采用阴阳五行说来完善儒家理论，是增加内容的发展，有其相应意义。后汉儒者以训诂、注释经典以及搜集古书为任，他们的古文经学为儒学的存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在时间上扩大外延的发展。日本早期儒学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古文经学是相通的。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以大学寮或国子监为中心的中国教育体系的教育内容是以儒学为主的。这一教育体系也是儒学的传播体系。从传播形态而言，日本早期儒学和汉唐经学也是共通的。

只要承认中国汉唐经学的存在意义，就必须认可日本早期儒学在日本儒学史上的地位。当然，日本早期儒学与中国原始儒学、汉唐经学也有不同之处，具有自身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