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唐制的比较

在大化改新后的7世纪60—70年代，日本已经设有学校。中央有设在京城的大学寮，地方则有国学。平安初期，还设置了作为大学寮附属设施的大学寮别曹。此外还有私学。大学寮、大学寮别曹和国学不仅是律令贵族学校，还是培养古代官僚的机构。当时，无论哪类学校，教学内容都以儒学为中心。

大学寮是日本古代学校的典型。它始建于何时，当时的具体状况如何，现在已很难弄清楚。《怀风藻》序文有天智天皇时“建庠序，征茂才”的记载；《书纪》天智十年（671）正月条记载，百济人鬼室集斯在670年被任命为“学职头”；《书纪》天武四年（675）条中第一次出现了大学寮的名称。根据这些史料，可知日本大学寮应该是创建于7世纪的60—70年代。关于初期大学寮的组织内容，相关史料现已不存。

日本古代学校制度形成完整体系或始于《大宝律令》，即8世纪以后。《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学制虽然以唐代的永徽令和开元三年令为模板，但并没有止步于直接模仿唐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46]以下试与唐制进行比较。[47]

日本的大学寮相当于唐学制中的国子监。国子监长官称祭酒，下设司业、丞、主簿、录事等，共44个事务官，统归礼部管辖。国子监下属的学校有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其中的国子、太学、四门三学专门教授儒学。六学教官26人，学生定员2210人。日本的大学寮缩小和统合了唐制六学。大学寮事务官六人，长官称大学头，下设大学助、大允、少允、大属、少属等官职，属式部省统辖。大学寮最初仅设儒学科（明经道）和数学科（算道），没有律学和书学。教官九人。其中明经道有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另有音博士二人、书博士二人；算道设算博士二人。音博士为日本独有，是教授汉籍读音的教官。学生定员430人。其中明经道400人，算道30人，明经道学生占多数。天平初年，新置律学（明法）博士和文章博士，学生定员各为10人与20人。成为独立学科的明法和文章（纪传），再加上令制中的明经和算道，后世所言之“四道”至此全部凑齐。不过，从学校规模、教官和学生定员来看，日本的大学寮是无法和唐代六学相比的。《新唐书》记载，在唐太宗时期，六学中还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学人数多达8000余人。

图34 古代大学授业图（四川省汉画像砖）

日本的大学寮和唐代六学，都是以贵族为主体的学校。在日本，五位以上贵族的子孙为主体，东西史部和特别提出申请的八位以上官吏的儿子以及国学的毕业生，才可进入大学寮。唐朝虽然也根据学生身份明确规定了他们可以进入的学校，但唐的四门、律、书、算学却是对一般庶民开放的。也就是说，唐代允许三品以上官员及国公的子孙、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进入国子学，允许五品以上官员及郡县长官的子孙、从三品以上官员的曾孙进入太学，允许七品以上官员及候、伯、子、男的儿子和庶民儿子中的俊秀者进入四门学；允许八品以下官员和庶民的孩子进入律、书、算三学。日本大学寮原则上不接纳庶民入学，这是日本学制的特色，具有更明显的贵族学校性质。入学资格不仅有身份限制，还有年龄限制。在日本，入学年龄是13岁至16岁；唐代是14岁至19岁，不过律学的入学年龄限制在18岁至25岁。此外，日本还规定要让“聪明者”入学，唐朝则没有这种规定。唐朝和日本都不举行入学考试，在学年限都是九年。

日本大学寮的教科书与唐制没有多大差别。据《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明经道的教科书及注释书如下表所示，除少了《老子》《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之外，与唐制完全相同。

图35 写有“大学寮解申直官人事”的木简（平城宫迹出土）

随着日本于798年加入《公羊传》《谷梁传》，860年采用《御注孝经》，唐日之间教科书中原有的一些差异也几乎填平了。九经之中，学生可选修两种、三种或五种经典，《孝经》和《论语》则属于必选内容。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均是如此。不同的是，唐制还以《老子》为必修经典之一。

图36 《草书孝经》贺知章笔（宫内厅藏）

就考试制度而言，唐制和日本均设“旬试”和“岁试”，分别就学生十天、一年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测。不过，唐日之间的考试题量和成绩评价标准存在区别。与唐制相比，日本考试题量略小，评价标准也比较宽松。

唐代依科举制，日本依贡举制，令毕业生参加政府举办的官员考试，授予官职。日本的贡举无疑移植于唐代科举，当然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简化。比如，唐代科举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日本则缩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算道和书法专业的学生，毕业考试合格即可任官。有关考试合格者的叙位规定，日本和唐制几乎相同。不过，与行政实务直接相关的进士、明法、算科的考试合格者，日本的官位要高于唐制中的二到三阶左右，说明日本较重视实学教授科目。

唐制中，地方府、州、县各设府学、州学、县学，以教授儒学，相当于日本的国学。日本的国学是让郡司子弟入学，并没有像大学寮那样设立专门学科，学业内容及诸制度与大学寮的明经道几乎一致。国学毕业生有的成为地方官吏，有的进入大学寮继续深造。

学校举行的重要仪式，有定于春秋二季的释奠之礼。释奠即孔子祭，分别在二月和八月的上旬丁日举行。在中国，《礼记》《周礼》等古典中记载有“释奠”“释菜”的祭祀。在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释奠仪式大致齐备。日本最初举行释奠是在大宝元年（701）二月。除大宝、养老令的学令中规定有大学寮和国学举行释奠的记载外，弘仁式、贞观式和延喜式中也可以看到有关释奠的具体规定。它们都以唐代的开元礼为直接蓝本。据开元礼，释奠仪式是先在孔子庙祭祀先圣、先师，然后以祭祀场所为学堂进行讲学。日本稍微不同的是，到嵯峨天皇时期，释奠翌日会举行“殿上论议”（也叫“后朝论议”“内论议”）。所谓“殿上论议”，就是在释奠的翌日，把博士们召到宫里，让他们在天皇的面前讨论（没有讲学）。[48]这是日本独有的形式。

图37 释奠图 昌平黉所开释奠，诸大名举相参拜，奉献祭器

图38 大学寮、别曹所在方位图

图39 大学寮建筑格局

平安初期设立的大学寮别曹，最开始是私人教育机构。如藤原氏的劝学院、王氏（皇族出身氏族）的奖学院、橘氏的学馆院、和气氏的弘文院等。设立它们的目的起初是方便有势力的氏族子弟寄宿和学习。后来，这些学院渐次被公认为大学寮附属机构，即大学寮别曹。它们的教育内容自然也是以儒学为主。

私学作为大学寮和国学的辅助教育机关，情况则比较复杂。在8世纪末抑或9世纪初，有称为“村邑小学”的地方私立初级识字学校，有空海等名僧设立的像综艺种智院那样的佛学私塾，也有教授汉诗文与中国史籍（文史学）的进行广义儒学教育的私塾。直接记载有“村邑小学”存在状况的史料现已不存。不过，佛学私塾决不是古代私学的代表。三者中，数量多且可作为古代私学代表的，到底还是第三类进行广义儒学教育的私塾。这种私塾具有大学寮的预备校、补习校的性质，起大学寮补助教育机关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运行时间最长的是菅原氏开办的私塾。传说在道真担任塾主的时代，最为兴盛，“门徒数百，充满朝野”。

据以上内容可知，日本律令制教育体系以儒学教育为中心，事实上，这一教育体系也可以说是日本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因此，我们不能看轻儒学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