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令的内容，完备于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除对大宝律令的内容有若干修订外，只是字句上的修正。首先，就律而言，日本律和唐律几乎没有不同。例如，日本律也把“八虐”放在开头。“八虐”剔除了唐律“十恶”中的“不睦”和“内乱”，即唐律“十恶”的简化版。[30]当然，“不孝”也在日本律“八虐”之中。此外，日本律设有“六议”的条目，它不过是合并了唐律“八议”中的“议勤”和“议功”，而删去了“议宾”。[31]日本律和唐律同样，都有“留养”和“以官当刑”的规定。[32]既然唐律是儒家化的法律，作为唐律子法的日本律，当然也是儒家化的法律，也包含中国儒家礼的内容。

日本令虽依据唐令，但亦与唐令有异。不过，日本令仍然体现儒学的政治思想，包含中国礼的内容。《养老令·职员令》规定，太政官中的最高官员——太政大臣的职责是“右师范一人，仪形四海。经邦论道，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太政大臣制模仿唐令，而把唐令中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空、司徒）的职责集中于一人。所谓“师范一人”，就像《令义解》说师者为“教人以道者之称也”那样，相对于天皇（一人），具有“道之师”的性格。因此，他以道而为天下之仪表，必须是改正政治、调和阴阳的有德者。这些清楚说明，政治的根本原理在于儒家的“道”。《养老令·选叙令》把德行的好坏作为官吏考核是否通过的第一标准，规定：“诠拟之日，先尽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者。才用同，取劳效多者。”在评定官吏功过的时候，《养老令·考课令》规定的第一标准是“德义有闻者，为一善”。以上日本令的内容，明显是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反映。

中国儒家经典《周礼》有“施舍”之制，即免除或部分减免特定人群的课役的制度。《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中说：“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唐令基于此类传统思想，规定：“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养老令·赋役令》以唐令中该条为模范，大多原样抄录，其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国郡者，奏闻于太政官，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33]这也体现出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及对“孝顺”“贞节”等儒家道德的推崇。

《养老令·户令》不单是要构成行政组织，目的还包括教化民众树立礼的秩序。例如，关于休妻的“七出三不去”，它规定：“凡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妻虽有弃状，有三不霖去。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此规定源于中国古来之礼制。唐令的规定接受了古来之礼制，日本《户令》则原样继承了唐令的规定。

在引进唐律令的时候，为使其适用于日本，自然会有很多修改。但是，对吸收了唐律令底层的儒学政治理念这一事实，应该没有人有异议。当然，从中国儒学提取出的诸政治理念，并不会成为日本律令或律令国家的唯一中心政治理念，以天皇为现神的思想也是中心政治理念之一。如《养老令·公式令》记载，诏书发布时，天皇的称号有五种形式。前三种是“明神御宇日本天皇”“明神御宇天皇”和“明神御八大洲天皇”。这三个称号中的“明神”，就是以天皇为“现人神”而起的称呼。这个称呼表明，在日本神话背景下，天皇作为以太阳神为中心的天神的直系后裔，同样是神。由此提示出，天皇具备成为日本统治者的资格。但是，以天皇为现神的思想，并不是超越于儒家化律令中诸政治理念的上位政治理念，而是与提取自中国儒学的诸政治理念并行。笔者会在下节详细分析这一问题。无论如何，日本律令也是儒家化的律令，包含中国礼制的部分内容，体现出中国儒学的诸政治理念。这一观点是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