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化改新为真正起点的日本律令制度，也是以中国律令为模板的，且明显受儒学思想影响。规定日本律令制度的根本法典是律令，日本律令是在继承中国律令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讨论日本律令的指导思想这一问题的时候，势必要触及中国的律令思想。一些学者认为，大致完备于隋、唐时代的中国律令，深受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影响。[27]也有学者认为律令本身就是法律，如此其更属于法家，中国律令和礼乐是相互补全的关系，但日本并不存在相当于中国礼乐的内容，因此日本律令的特色是单纯继承了中国的统治技术，与其政治思想如何并无直接关系。[28]这些观点无疑忽视了中国律令儒家化的问题。据中国法律史学者的认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是“以礼入法”，即儒家的礼已经成为中国律令法的主要内容，并不是与律令对立的完全异质之物。日本律令既然是源自中国的继承法，那么它自然会引进中国律令中礼的内容和政治思想。以下，先回顾中国律令法儒家化的过程。[29]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和法家思想虽然都旨在维持社会秩序，但二者关于社会秩序的认识，以及达到理想社会秩序的方法是不同的。就儒家立场而言，所谓社会秩序，是社会中的贵贱上下和家族中亲疏、尊卑、长幼之别的综合。根据人的贵贱、尊卑、长幼的差异，建立各自的行动规范是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维持这一等级差异的是礼。法家虽然不否定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差等，但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区别，不能差别对待。儒家为践行和维持礼，主张以教化改变人心，重视德治和教化，轻视刑罚。法家则为了保护法律，主张必须实行严刑峻法。两家之间的斗争确实非常尖锐。

不过，西汉汉武帝将儒学定位为官学后，法家势力就衰落了。当时儒学者的思想虽然仍以德治为口号，但并不排斥法家。以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为前提，儒家和法家思想开始趋向于折衷和调和。因此，把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史分为儒家和法家，完全没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自魏朝始，儒者们也开始参与法律的制定。儒学思想成为法律的基础，起决定性的作用。魏律的制定者是陈群、刘邵、韩逊和荀诜等人。作为儒臣，他们利用参与制定法典的机会，把礼的内容放入法律条文中。例如，儒家强调贵贱、上下之别，他们就把“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周礼》“八辟”的内容放入律中。这样一来，皇帝的亲属、身份高或品德高的人就不直接适用于律，依贵贱之别，刑罚轻重亦不同了。此外，汉律禁止讨亲之仇，但礼却教人们父仇不共戴天。魏律就废除了汉律的这一规定，儿子为父报仇的罪行也得到宽恕。

晋律由贾充、郑冲、杜预等十四人制定。除贾充外，郑冲、杜预等都是著名的儒者，均致力于法律的儒家化。他们最重要的功绩是“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从晋律开始，有关亲属间的诉讼，历代法律都用服制来定罪（所谓服制，即包含斩衰、齐衰、大功、少功、缌麻五类的丧服制度，服制可以显示亲族间的亲疏关系）。此外，如果子孙违背了父母之教、不抚养父母、父母控告子之不孝并欲杀子时，父母的要求也被允许，这也是晋律的新内容。这些内容与儒家重视尊卑、长幼、亲疏之序，主张孝悌的精神相吻合。

北魏的律由高允、崔浩等制定，刘芳修订。高允、崔浩和刘芳都是经学大师。北魏的律不仅保留了“八议”和“准五服以治罪”两大原则，还增补了“留养”（缓刑而使之养亲）和“以官爵当刑”（以官爵折抵罪行）等条文。北齐在制定律的时候规定，依据“八议”，所谓的“重罪十条”不再被纳入讨论减赎的范围。不孝是“重罪十条”之一。到隋唐时代，“重罪十条”又名“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被置于律的开头。一般认为，中国律令儒家化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隋唐的律令则继承了这些成果。

隋唐的律令，除包含“八议”“十恶”“留养”“以官爵当刑”“准五服以治罪”等内容外，还规定父母在世仍私蓄钱财者、父母丧中仍嫁娶者有罪，父母隐瞒孩子的罪状、孩子隐瞒父母的罪状、亲子之间互相包庇无罪。此外，还规定了作为离婚条件的“七出三不去”。这些内容都来源于儒家的礼。有关亲族、继承、婚姻的律令，几乎都依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