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判定《宪法十七条》的思想基调，与判定其性质相关。三浦周行、牧健二、小野清一郎和泷川政次郎等，将《宪法十七条》视为法律。[8]但是，《宪法十七条》只有类似令的内容，没有律。即便是类似令的内容，也不像大宝令中的官位令那样具有成体系的职务规定。这样一来，虽然名为宪法，但并不能就像其名字那样，将其看作法律。有贺长雄、龟井胜一郎和井上光贞等认为它是道德准则（训诫）。[9]不过，依笔者管见，它并非只讨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17条中有12条（第3、4、5、6、7、8、11、12、13、14、12、16、17）还论述有为政者的政治行为。因此，若只是把它当作个人的道德准则，是不妥当的。家永三郎的观点最为恰当，他说：“《宪法十七条》完全是展示给朝臣官僚的政治规范，并不是论述个人修德或灵魂救济的著作。其中援用佛教观点，也有着浓厚的矫正为政者官方行为的政治道德色彩。”[10]既然以《宪法十七条》为政治规范，那么通过考察其政治思想主要接收了哪些思想的影响，便可以判定其思想基调。

第3条有“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中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典出法家著作《管子·明法解》的“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第12条“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典出儒家典籍《礼记·曾子问》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和《诗经·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第3条和第12条表明，圣德太子希图实行土地国有制和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度。《宪法十七条》制定前年，还推行了冠位十二阶制度，即在原来氏姓的基础上授予个人荣爵——冠位，目标也是强化王权和整备官制。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有很深的内在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外在表现，后者则是前者的精神内容。如果把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放在一起考察，可以说，圣德太子的目标并不是观念上的空想，而是以中国为模范、以儒家和法家典籍为根据的具体政治理想。

《宪法十七条》摄取儒家和法家思想，规定了新制度下的“君、臣、民”关系准则，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准则。《宪法十七条》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为对象的训诫，因此主要体现为“臣之道”和具体要求。“臣之道”是第15条的“背私向公”（典据《韩非子·五蠹》“背私谓之公”）和第6条的“忠于君”“仁于民”；具体要求是第4条的“以礼为本”（典据《礼记·哀公问》“礼其政之本与”）、第5条的“明辨诉讼”（典据《礼记·中庸》“慎思之、明辨之”）、第7条的“贤哲任官”（典据《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第11条的“明察功过、赏罚必当”（典据《韩非子·用人》“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第16条的“使民以时”（典据《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对于当政官吏，《宪法十七条》虽然也提出如第1条的“以和为贵”、第9条的“信是义本”、第14条的“无有嫉妒”等个人道德要求，但与其政治内容相比，终归还是附带内容。

在认识潜藏于《宪法十七条》的内在精神时，我们能说它“以儒教和法家思想为二支柱”吗？这是不行的。在圣德太子同时代的中国，法家思想已经被儒学吸收，成了儒学内容的一部分。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学确实是与法家对立的思想，但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吸收法家及其他与封建统治相表里的思想（如阴阳五行说），提出了德刑兼用、以德治教化为主的外儒内法的政治主张。董仲舒说：“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11]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以来，作为独立学派的法家已衰退而不复存在。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用这种外儒内法的儒学实行政治统治。圣德太子效仿的也是中国汉代以后专制统治者的统治政策。

毫无疑问，《宪法十七条》体现有佛教思想，即第2条的“笃敬三宝”、第10条的“绝忿弃瞋”“共是凡夫”等。村冈典嗣把“以和为贵”中的“和”解释为佛教精神的“和合”。[12]其见解并非一定准确，不过是推测或诠释而已。这是因为“以和为贵”这句话的典据到底还是基于儒家典籍。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在佛家典籍中找到“以和为贵”这句话。村冈典嗣氏认为第14条的“无有嫉妒”也体现了佛教思想，这也不合适。从第14条全文来看，其说“无有嫉妒”是为了“得圣贤”和“以治国”，明显说的是儒学“德治”思想。总之，在《宪法十七条》中，佛教思想主要是作为规范为政者政治行为的政治道德才被援用的。

近年来，福永光司等部分学者认为，在《宪法十七条》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国道家老子和庄子的影响。如第1条中的“和”，老子和庄子就经常议论。《老子》第55章说：“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庄子·存宥》说：“守其一，处其和。”而且，《宪法十七条》使用过两次“……绝……弃……”的句式，福永光司认为这受到《老子》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