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证明，汉字在5世纪已传入日本并被使用。在以汉字书写的文章中，还零散地体现出某些儒学思想。书写于5世纪的日本文章，现仅存四件。一是中国正史《宋书·倭国传》所载倭王武（一般认为是雄略天皇）上表文。其于宋顺帝升明二年（487）进呈给宋顺帝，由十分流利的汉字骈文写成。其中，“王道融泰”“帝德覆载”“臣虽下愚”“以劝忠节”等词语，颇似儒学思想。[3]另外三件是用汉字书写的金石文，即保存于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的人物画像镜铭文（制作年代有443年说和503年说）[4]、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刻于大刀刀背的大刀铭文（制作年代有5世纪中期反正天皇时期说和5世纪晚期雄略天皇时期说）[5]、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制作年代有雄略天皇时期471、531、591年说）[6]。与倭武王上表文不同，这些铭文虽然也用汉字书写，但交错使用汉语和日语语法，还以记音和意译的方法混用汉字，来表示日语专有名词。其中，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文尤其值得注意，其“长寿子孙注々得其恩也”中“恩”的含义，明显是儒学思想。[7]倭武王上表文应为渡日汉人所写，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文的“书者”名字是“张安”，或许也是汉人。关晃在自著《归化人》中指出，担任文笔专门职——西文氏和东汉氏的始祖，是早期的归化人，他们可能在4世纪末期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8]

图28 人物画像镜（隅田八幡神社藏）

根据上述材料，以下推论想必可以成立：尽管《记》《纪》中有关王仁和阿直岐的记载不一定是史实，但自4世纪末陆续东渡日本的“渡来人”或“归化人”，不仅把汉字传入日本，还把儒学思想传入日本，在5世纪，这些“归化人”及一些日本人写的文章中，已经部分体现出儒学思想的味道。

日本人在6世纪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儒学典籍及其思想。如《日本书纪·继体纪》七年（513）六月条记载有“（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同十年（516）九月条记载有“（百济）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此后，百济似乎继续以轮换的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如《日本书纪·钦明纪》十五年（555）二月条记载“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马丁安”，“别奉敕贡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采药师……乐人……”。五经博士设置于中国汉武帝时期，专门讲授经学。五经指儒学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百济后来也采用五经博士官制。赴日的五经博士当然是儒学者。那么，百济五经博士在日本以何种方式教授儒学呢？轮换来日的百济五经博士，每次仅派遣一人。虽然《日本书纪》对具体的教授方式语焉不详，但他们应该是在皇室内部，面对极少数人，以私人传授的方式教学。从以上事实可知，儒学在当时日本的影响尚不广泛。

儒学刚传入日本时影响不广泛的原因有很多。吸收外来思想并传播的必要前提，是吸收方的社会精神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具备使之成为可能的物质基础，及以外来思想为必需的社会政治状况。当时，日本是以氏族等级制和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国家，古代天皇（大王）与氏姓贵族和地方豪族共同统治日本。当时的统治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超越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但是祭政仍未分开，尚处于祭政合一阶段，其统治意识形态是由神话和祭祀所体现的氏神信仰。古代天皇皇室（大王家）的祖先把自己与太阳神连在一起，掌管新尝祭以及即位之初的新尝——大尝祭等宫廷礼仪，成为了天皇权威的象征。氏姓贵族和地方豪族也是司祭者，他们祭祀诞生于神裔传承或祖灵信仰的祖先神，对氏人以及部民行使统治权。起初，各氏族的祖先神相互之间并没有亲属关系或尊卑关系，但至5世纪以后，随着古代天皇皇室（大王家）势力的增强，豪族们竞相让自己的祖先神与皇室的祖先神——太阳神结成亲属关系或尊卑关系，主张自己是与皇室关系较密切的氏族，导致了氏姓的紊乱。

据《日本书纪》记载，允恭天皇四年，为厘正氏姓秩序，不得不使用“盟神探汤”这一方法。“盟神探汤”是日本古代考验真伪的带有巫术性质的一种审判方法，是原始宗教与法律、道德尚未分离的一种表现。这种方法让嫌疑人到沸水中取小石块，以手是否烫伤为标准来鉴别真伪。暂且不论允恭记中的“盟神探汤”是否是史实，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统治意识形态的形象。

6世纪中期，皇室与豪族为强化其统治权，依其所需，统合并整理诸氏族的起源神话，编写了《帝纪》和《本辞》。[9]在《帝纪》和《本辞》的神话体系中，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是诸神的中心，其他氏族神与天照大神结成尊卑与亲族关系。总的来说，氏神信仰以及《帝纪》和《本辞》的神话传承，都依赖血缘性原理得到贯通。中国的原始儒学当然也是以“血缘基础”为主要内容。例如，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孔子的“仁学”包含四个方面：（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10]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述而》），也体现出血缘纽带为“仁”的基础内容之一。不过，中国的原始儒学比日本的血缘性氏族信仰发展水平要高得多。也就是说，日本的氏神信仰是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朴素的宗教意识，其观念体系的完整性未达到“思想”的程度，尚不成熟。而中国原始儒学已经把血缘性的原理转化成意识形态上的自觉主张，并对其进行了明快的政治学解释。中国原始儒学的特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合一。例如，著名的《大学》之道，列举了“三纲”和“八目”。“三纲”即“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八目”中的“格物”和“致知”为哲学，“诚心”“正意”与“修身”是伦理道德，“齐家”“治国”与“平天下”是政治，三者不可分割。而当时日本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不过是对“罪秽”的直觉上的厌恶，道德上的罪恶和感觉上的污秽被同等看待，尚未分离。鉴于中日两国存在上述差距，在5—6世纪的日本社会，日本人的理论思考水平可以说尚不发达。因此，以论“道”和执“政”为内容的儒学虽已传到日本但传播并不广泛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