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开始儒学研究。多数思想史和哲学史专著,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等,都对各阶段之儒学进行过论述。上述专著以及其他一些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都致力于对儒学思想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但是,大体上来讲,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学界对儒学持批判态度。在批判时期,即便学界对儒学者中的唯物论者或其他儒学者思想中的合理性内容有过积极评价,但总体上呈现否定态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接面对的是反封建的任务;二是儒学确实拥护和强化封建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及近代的贫乏、落伍要负重大责任。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站在反封建斗争的立场,对儒学持批判态度。“文革”时期(1966—1976),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遭到歪曲,学者从所谓“儒法斗争史”的观点,即认为儒法之争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立场出发,把儒家纳入反动方,法家归为进步方,全面否定儒学。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思想史研究重新回到历史主义的轨道,自由讨论逐渐开展,很多专著和论文得以发表,重新评价各阶段的儒学和众多儒者的呼声不绝于耳。
就孔子研究而言,专门研究机构不断涌现,有关孔子的著书、论文、杂志也大量出版。如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的中华孔子研究所,《孔子研究》(季刊)杂志也于1986年3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出版。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谷牧在《孔子研究》的发刊词中指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孔子、儒家思想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整个体系,已为历史的发展所扬弃,但其精华,却凝聚在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积累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有待我们后来人去开发利用……《孔子研究》以历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鉴,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对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主张把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17]谷牧的意见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一般认识。
图22 《孔子研究》(创刊号1986年刊)
图23 《孔子评传》(匡亚明著,齐鲁书社,1985年刊)
图24 孔庙大成殿(山东省曲阜市)
近年来,关于孔子研究的专书出版有10种以上。如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钟肇鹏的《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杜任之及高树帜合著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及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1987)等。此外,还发表有很多相关论文。与之前的研究著作相比,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对孔子的思想和贡献的评价明显提高。并且,他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必须要首先区分“真”孔子和“伪”孔子。这样看来,“真”孔子是春秋时代后期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献整理家,“伪”孔子则是由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及御用学者塑造的偶像。我们必须以真孔子为研究对象来评价。孔子作为历史人物,既是封建阶级的辩护者,又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孔子思想是以“仁”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兼备二重性,即封建性与保守性要素和人民性与民主性要素。蔡尚思与匡亚明不同,对孔子基本持批判态度。他主张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子的中心思想是“礼”,而“礼”思想并不存在变革性。
关于孟子研究,1984年10月,孟子学术研讨会在孟子故乡山东省邹县(今邹城市)召开。130名学者围绕以民本思想为中心的孟子思想,展开热烈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民主性浓缩,是孟子超越先人和同时代人的独创性贡献,甚至有的还称赞孟子是“人民思想家”。当然,也有对上述看法持不同意见的学者。
图25 孟庙大门棂星门(山东省邹城市)
图26 孟子墓(山东省邹城市)
学界对两汉经学的评价一直不是很高。不过,近年来发表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罗义俊《论两汉经学的价值》等,对两汉经学尤其是董仲舒的思想有较高评价。李泽厚说:“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最明确且具体地把儒家基本理论与战国时代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组合起来,给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提供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基础。”[18]1986年10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还召开了董仲舒哲学思想讨论会。
现在中国学界的儒学研究,以宋明理学研究最盛。1981年10月,杭州召开的宋明理学讨论会,有270名学者参加,发表了3部专书和185篇论文。近年来,宋明理学研究著作不断出版。主要有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合著的《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2年再版);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2)、《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2);章沛的《陈白沙的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等。此外,中华书局还计划出版包括《朱子语类》等理学家著作的“理学丛书”。
现在,学者对宋明理学的评价越来越公允和恰当。比如,张岱年的观点就很典型。他认为,宋明理学是封建意识在哲学上的体现,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批判宋明理学,但是,批判理学并不意味着要全面否定理学。程朱学派起到的负面作用是强化封建礼教。陆王学派只强调反省、内求,也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过,理学家讲究操守和气节,培育出很多民族英雄。理学家不信仰上帝,不信灵魂不死,不信彼岸世界,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在中国的理论思维发展史上,宋明理学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19]
有关明末清初的思想研究,召开过两次明清实学思潮史讨论会。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准备合编《明清实学思潮史》。
总之,现在中国学界的儒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注释
[1]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同氏著:《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同氏著:《儒家和儒教》,收入于《中国哲学》(第三辑),三联书店,1980年。
[2]崔大华:《“儒教”辨》,《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
[3]李国权、何克让:《儒教质疑》,《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48页。
[6]张岱年:《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哲学研究》,1981年第9期。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8]津田左右吉:『シナ思想と日本』,岩波書店,1938年,第39頁。
[9]同上,第15頁。
[10]同上,第10頁。
[11]相良亨:『近世における儒教運動の系譜』,理想社,1975年,第5頁。
[12]津田左右吉:『シナ思想と日本』,第12頁。
[13]今中寛司:「古学派」,收入于古川哲史、石田一良編:『日本思想史講座第4卷近世の思想1』,雄山閣,1976年,第89頁。
[14]源了圆:『近世初期実学思想の研究』,創文社,1980年,第5頁。
[15]加地伸行:「孝経啓蒙の諸問題」,收入于山井湧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9中江藤樹』,岩波書店,1980年,第425、426頁。
[16]译者注:梁漱溟(1893—1988)、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
[17]《光明日报》,1986年2月22日。
[1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5、146页。
[19]张岱年:《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哲学研究》,198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