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儒学的主流是考证学，在清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考证学是文献学的一种，它研究古典的校勘与批判、音韵、文字、训诂等，旨在阐明古代圣贤的教导、古代文化、历史上的制度与事实，是非常实证的学问。考证学批评宋明之学是独断的、空虚的学问，尊重汉代的经书注释学，故又称汉学。

初期考证学在明末清初已经形成，存在两种倾向：一个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一个则是为考证而考证。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考证学，以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等人的学问为代表。明末社会矛盾加剧，人心惶惶，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威胁愈来愈大。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灭亡明朝。后金乘机派兵攻打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建立清朝。面对这一令人绝望的时局，一些士大夫和学者必然要深刻反省导致中国陷入如此状态的决定性因素。结果，他们认为宋明性理学是无益于现实的学问，关注的重心自然也就转向社会的诸事物、诸现象。他们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即对治世有帮助的学问。归根结底，顾、黄、王学问的最重要内容是：反对心、性、理之空论，提倡“经世致用”；抨击君主专制，提倡重民思想；反对封建道德，鼓吹个性解放。

不过，他们也没能忽视作为读书以及古典研究方法的考证学。他们攻击宋明理学独断式的经书解释，尝试从语音、字义的角度出发正确理解古典，解明古典的根本道理和历史事实。在很多著作中，他们利用大量资料进行实证归纳来导出结论，体现出考证学的手法。在此意义上，顾、黄、王的考证学可谓清代考证学的源流之一。但是，这些只是他们学问的附属内容，不过是他们探索“经世致用”之学的手段。

稍晚于顾、黄、王的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14）、毛奇龄（1623—1716）等，是清初为考证而考证的考证学代表人物。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辩》、毛奇龄的《四书改错》，是早期考证学的代表作。与乾嘉时代的考证学相比，顾、黄、王及阎、胡、毛的考证学虽然不算精密，但已表明儒学的发展大势已开始由宋明理学转向考证学。

图19 《四库全书》

顾、黄、王的“经世致用”之学最后销声匿迹，仅考证学获得发展。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清朝政策。清政府一方面通过文字狱、禁书等镇压政策，严令取缔民族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一方面又大加奖励不妨碍其统治的学问，如《四库全书》的纂修、文献考证的学问。乾隆、嘉庆年间（18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与政治绝缘的考证学达到全盛时期。

图20、21 文渊阁和文澜阁 《四库全书》最初抄录四部，放于文渊阁，后又抄三部，放于文澜阁，以供学者阅览（左为文渊阁）

全盛期的考证学，包括以惠栋（1697—1758）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1723—1777）为代表的皖派。吴派以“博学好古”为宗旨，主要从事散佚古书的复原。皖派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重在考证名物典章制度。随着考证学的隆盛，考证学者中名家辈出，对所有古典的详细研究也不断开展，考证学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在乾嘉时代的考证学者中，除个别人物（如戴震）外，几乎都埋头于与政治、哲学无关的文献考证。因此，他们的学问存在很大的局限。不过，他们的考证学成果，今天仍然对我们的古典研究发挥影响。

考证学虽然是清代儒学的主流，但朱子学也完全没有消淡。清代官学依然是朱子学，朱熹的《四书集注》依然被作为科举教科书使用。不管是考证学者或一般士子，仍然尊奉朱子学为规范日常行为和道德的教则。

经过乾嘉时代的全盛期后，考证学分化成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两派的论争愈加激烈。今文学即公羊学派，以庄存与（1719—1788）为先驱，经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又与清末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及谭嗣同（1865—1898）所领导的变法相联系。例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所有古文经书均为刘歆伪作，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六经均为孔子所创，是孔子透视中国未来叙述政治改革理想的著作。康有为在这些著作中，利用孔子的旗号和学说，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随着戊戌政变失败，今文派的活动走向没落。

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古文学派，攻击公羊学派，反对政治改革运动。随着辛亥革命和清朝灭亡，儒学的考证学阶段大致宣告结束。

清朝灭亡后，随着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儒学受到猛烈攻击。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激烈批判儒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思想文化界开始批判西洋文化，进而催生出对东洋文化的憧憬。受此影响，东西文化论争一时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梁启超、张君劢（1887—1968）是“东洋文化派”，胡适、丁文江（1887—1936）则是“全面西化”论者。还有一些受西欧思想影响的学者，主张调和东西文化，尝试结合儒学和现代西洋哲学提倡“新儒学”。代表人物有梁漱溟（1893—）、冯友兰（1895—）、熊十力（1885—1968）、贺麟（1902—）等。[16]

冯友兰的著作有《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等，他以继承程朱理学自任。冯友兰说自己的新理学是“要利用现代新伦理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建立完全‘不着实际’的形而上学”（《新原道》）。也就是说，冯友兰试图通过融合西洋的新实存主义哲学和程朱理学，构建比程朱理学更加完善的新理学体系。

相比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和贺麟等则继承陆王心学，尝试构筑新心学体系。

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风靡，新理学和新心学在中国当时思想界影响非常微弱，并不是什么左右大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