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去世后，其手下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成为主要继承者。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确定了自身的霸主地位。1603年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并取得“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史称德川时代。

1599年，德川家康曾通过对马藩藩主宗义智，传达同朝鲜恢复和平的意向。1601—1604年，德川家康通过对马藩主，送还了一部分在侵朝战争中强掳的朝鲜人。其中有原本任重要职务的姜士俊、金光等儒士，以示他与丰臣秀吉不同。但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总共俘有大约六万朝鲜士兵和平民，而送还的只有7600人左右。[1]这是因为被俘者中有很多工匠，对发展手工业有很大帮助。

1606年，朝鲜致书对马藩主宗义智，提出恢复朝日邻交的两个条件：一、日本方面必须首先采取主动，由德川家康正式向朝鲜提出国书，赔礼道歉；二、日本方面要交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期间毁坏朝鲜王陵（成宗贞显王妃和中宗之墓）的罪犯。[2]对马藩不敢向一直藐视朝鲜的幕府报告这一实情，但由于经济上的利益，于是该藩家老柳川调信便伪造国书，称德川家康为“日本国王”，将对马藩内的囚犯，当作毁坏朝鲜王陵的罪犯送到了朝鲜。

朝鲜政府不知国书为假，1607年派遣吕祐吉为正使，5月到达江户，使者的名称为“回答兼刷还史”，使命是回答前述伪造的德川家康的国书和带回被虏朝鲜人。于是对马藩故伎重演，将书中的“奉复”改为“奉书”，造成朝鲜方面首先主动奉书的假象。[3]

1609年，对马藩与朝鲜订立了《己酉条约》，朝鲜开放釜山港，约定每年可有20只“岁遣船”，去朝鲜进行贸易，朝鲜允许对马藩在釜山存放货物和设置倭馆。当时，朝鲜将对日贸易分成三种，一是向国王进呈方物及相应的回礼，谓为“进上”；二是朝鲜政府收购的“公贸易”；三是对马与朝鲜商人的“私贸易”。其中的“进上”，在朝鲜看来具有进贡的含义。因为对马使者入住釜山倭馆后，要参拜刻有朝鲜国王名字的殿牌，所以对马藩主成了朝鲜的“外臣”。1635年，对马藩伪造窜改国书一事暴露，柳川氏受到处罚，德川幕府专门派遣京都的五山僧人监视对马对外事务。随后，日朝两国达成协议，日本国书使用日本年号，署名为“大君”，而朝鲜则继续使用明朝年号。1636年，朝鲜正式向日本派遣“通信使”，两国关系恢复到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前的状态。

德川幕府积极展开与朝鲜的复交活动是有其目的的。一是想通过与朝鲜复交，改善其形象，二是借朝鲜为中介与明朝复交，以获得对明贸易上的利益，这实际是另一种“假道入明”的策略。这有利于提高幕府的权威，有利于幕府在国内的政治统治。但是，日朝复交并没有对日明复交起到什么作用。

在此期间，德川幕府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则是在庆长十一年（1606年）通过萨摩藩主致书琉球王尚宁，对其表示：“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我将军忧虑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相谈，让大明商舶年年到琉球，且与日本商贾互通财货之有无。”[4]但是琉球没有回应。于是，此事和当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时，琉球“有违尊命”、绝不纳粮等事连接起来，构成了日本征讨琉球的理由。

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年），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奉德川家康之命，出兵征服琉球。在一场浩劫之后，割占了琉球的北方五岛，并迫使其向萨摩藩纳贡。与此同时，岛津义久还将俘虏的琉球王尚宁，带至骏府谒见隐居的德川家康，后至江户参见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此后，琉球王袭位之时，除向中国皇帝称臣请封之外，则向日本派遣“谢恩使”，日本新任将军继任之时，则派出“庆贺使”赴日，史称“上江户”。此外，琉球王子被送往鹿儿岛作为人质，萨摩藩派人监督琉球。这种情况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与琉球的宗属关系，但在日本则成为炫耀“外国纷纷来贡”的资本。

然而，鉴于琉球是中国藩属国的事实，日本未敢完全吞并琉球，而是采取种种方法尽力掩盖其与琉球的关系。如“萨摩藩在琉球一概禁止使用日语、日本发型和日本服装，禁止琉球人取日本姓名，除少数人外禁止日本人进入琉球，禁止非官吏在那里居住。当外国人航行来到琉球时，日本人必须全部躲避起来。”[5]萨摩藩不让琉球断绝同明朝的藩属关系，反而鼓励琉球向明朝朝贡，以利用琉球对明朝的朝贡贸易，从中获取巨利。但是，萨摩入侵琉球以及迫使琉球派遣使节“上江户”等，却是日本自身构筑“华夷秩序”的反映。

因此，德川幕府在试图与中国明朝修复关系的过程中，也流露出这种心态。1600年8月，萨摩藩受命将丰臣秀吉侵朝时作为人质的明将茅国科等人送回福建省，同时带有一封德川家康致大明总理军务都指挥茅国器（茅国科之兄）的书函，内称丰臣秀吉已死，由德川家康辅佐丰臣秀赖处理政务，进而则称：

本邦朝鲜作和平，则到皇朝一如前规，以金印勘合可作往返，犹予而及壬寅年〔1602年〕，诸将可超沧溟，加之浮兵船于福建、浙江，可却县邑也。[6]

也就是说，德川家康要求与明朝恢复勘合贸易，但又威胁说，如果迟迟不应，则将再次出兵朝鲜，且入侵中国福建、浙江，攻城夺县。

1610年（日本庆长十五年）福建商人周性如出航至肥前国的五岛（今长崎）。德川家康在骏府接见了周性如，给予从事贸易的朱印状。周性如回国时，带给福建总督陈子贞书简一封，内称：

日本国臣本多上野介藤原正纯 奉旨呈书

福建道都总督军务督察院都御所

夫吾邦之聘问于商贸于中华者，杂于汉隋唐宋元明之史及我国记家乘者昭昭矣。然前世当朝鲜纷扰之时，虽有中华之贵价来我邦，而译者枉旨，执事牴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通，比来海波扬而风舶绝，可谓遗憾。方今吾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遵往古之遗法，鉴旧事之炯戒，邦富民殷，而积九年之蓄，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教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砋、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贡。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今兹应天府周性如者，适来于五岛，乃诣上国，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岁福建商舶来我邦，期以长崎港为凑泊之处，随彼商主之意，交易有无，开大閧市岂非两国之利乎。所期在是耳，比其来也。亦承大明天子之旨，以赐勘合之符，则必我邦遣使船，以来秋之番风，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来，而我只遣大使船一只，而已明其信也，若余船之无我印书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贼奸宄，伏窜岛屿，而猾中华之地境之类，必须有刑法。若又我商船之往还诸蛮者，因风浪之难，有系缆于中华之海面，则薪水之惠，何赐加之。今将继前时之绝，而兴比年之废，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复古之功，不在于斯乎。我邦虽海隅日出，亦谚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为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中华设虽贵重，而其不动遐迩博爱之意哉。感激之至在于言外。命旨件件，请宜领诺。

岁舍康戌季冬十六日 御印[7]

据称，这是幕府大学者林罗山草拟的。当时的德川幕府企图与中国恢复贸易关系，这是事实。但是，信中所谓“日本国主源家康……其教化所及之处，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酉帅，无不分别上书输贡”等等，却不是事实。1601年到1610年间，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确是有所往来，但各国并没有真正向日本称臣纳贡，即便是琉球王国，也依然处于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夷秩序”之内。林罗山将上述国家和地区说成是“无不……上书输贡”，再次显示了日本长期以来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以及所要追求的国际秩序。

然而，由于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影响了日本的神国观念，也危及了日本的封建统治。因此从1612年开始，便发布禁教令。特别是1637年（日本宽永十四年）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农民起义（史称“岛原之乱”），震撼了幕府政权。于是，幕府在进一步取缔基督教的同时，于1639年从长崎驱除葡萄牙商人，完成了所说的“锁国政策”。也即禁止“奉书船”之外的船只出国；在国外拥有住宅的日本人归国时，应被判处死刑；以及对外贸易只限于非传教的荷兰和中国，并限定在长崎一地，在幕府派遣官员的直接监督之下。但是，“锁国政策”并没有锁住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日本学者指出：“当时朝鲜来的通信使、琉球来的谢恩使与庆贺使、阿伊奴族的幕府巡见使，以及荷兰商馆馆长的江户参府，都是基于华夷思想的政治性演出。”[8]于是，德川幕府的中后期，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构想基本确定下来。

如日本的国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在极力宣传日本神国观念的同时，则主张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思想）和“佛心”（印度佛教精神）。又如林子平（1738—1793）著书《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图说》。他在书中谈到日朝关系时认为：“神功皇后使三韩臣服，丰臣秀吉征伐朝鲜，使之至今仍服从本邦，此皆武德之光辉也。”[9]而其著述《三国通览图说》的意图则是“日本勇士率雄兵入此三国（指朝鲜、琉球、虾夷）时，谙查情况而随机应变”。[10]同样，大体与林子平同一时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1），也主张对外开发与殖民，并和林子平一样，把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作为理想的帝王形象。他认为，鞑靼之地、美洲大陆皆应作为“扶植日本国力之地”，应将大日本之国号，“迁至东虾夷之堪察加之上”，设置郡县、派遣官吏以治之。此外，还有名为土生熊五郎者，其人也持同类思想主张，他不仅要求在库页岛设置“领西府”，施展日本“国威”，而且要求吞并欧、亚，使“五洲一帝”，皆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到了德川幕府后期，日本中心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膨胀，宣扬“神国”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已经形成了日本理应统治世界的追求。其典型的代表的思想则是会泽正志斋提出的“神国论”和经世家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

1825年，日本水户藩士会泽正志斋（1774—1863）著述《新论》，开宗明义便称：“神州者（日本）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及，无有远迩矣。而今，西荒蛮夷，以胫足之贱，奔走四海，**诸国，渺视跛履，敢欲凌驾上国，何其骄也……臣是以慷慨悲愤，不能自已，敢陈国家所宜恃者，一曰国体，以论神圣以忠孝建国，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说，二曰形势，以论四海万国之大势，三曰虏情，以论戎狄觊觎之情实，四曰守御，以论富国强兵之要务，五曰长计，以论化民成俗之远图。”

于是，会泽正志斋则以全书大约一半的篇幅，讲述了日本的国体，亦即所谓“昔者天祖肇建鸿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经纶天业。细大之事，无一非天者。比德于玉，比明于镜，比威于剑。体天之仁，则天之明，奋天之威，以照临万邦。迨以天下传于皇孙，而手授三器，以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职，然后传之千万世。天胤之尊，严乎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义以明矣”等等。[11]这种日本乃是神国，“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及，无有远迩”的思想，实际则是大日本帝国的构想。

日本文政五年（1822年），“经世家”秋田藩士佐藤信渊（1769—1850）著述《天柱记》，内称“我家世修天文地理物产经济之学。……予生甚晚，十六岁丧先考，受教甚少……其后游学于四方，审问慎思四十余年，而至于知见渐开……然奈天造草昧，事实不详，而无由于讲明所以作其运动之基原矣。因而欲穷其理，搜索支那印度诸子百家载籍，迄西洋蟹行之书，而其所纪，悉皆荒唐虚诞，无有足取者也，……及近来读皇国神代诸纪，始知旋转天地发育万物而为造化之首者，皆系于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矣。乃掩卷而叹曰：道者在近，而求于远，吾误矣，吾误矣。盖皇国成于大地之最初者也，则天地开辟事实，无论乎，当传于皇国矣。其后，又读本居氏《古事记传》、服部氏《三大考》、平田氏《灵（能）真柱》等书而及精益……，恍然知天地生生之理，悉为产灵之元运焉。”为此，他要著书立说，“以示同志”并“醒觉俗儒牢习之妄梦，一新宇内含灵之耳目，使苍生欣戴皇祖皇妣熔造天地、发生万物，以养育人类之洪恩，而修道炼圣”。[12]

上述文字，实际是佐藤信渊对自己“经世”思想的总结。所谓“产灵之元运”，实际就是《古事记》所说的日本乃是“神国”。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诸子百家，乃至西洋的“蟹行”文字，归根结底，都不能替代日本的神国意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自古以来吸收外来文化的真实情况。

继《天柱记》之后，佐藤信渊在《混同秘策》中，进一步言称：“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而若能以此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可悉郡县，万国之君长皆可为臣仆。”“察我日本全国之形势，自赤道以北30度至45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万种物产无不满盈，四边皆临大洋海，舶运便利，万国无双，地灵人杰，勇决殊于他邦。其优越之势堂堂八表，充分具备可天然鞭打宇内之实证。若以神州之雄威，征伐蠢尔之蛮夷，则混同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进而则称：“皇国征伐支那之际，若节制得当，不过五七年耳，彼国必定土崩瓦解。因皇国出兵之军费甚少，而彼国散财极大，不堪于此。而且，其国人不堪疲劳奔命。故而，皇国若是开拓他邦，必当以吞并支那国为肇始。有如上述，以支那国之强大尚且无敌于皇国，更何况其他夷狄？是乃皇国具有天然混同世界之优势耳。故此，本书拟首先详细论说可取支那国之方略。”

其具体论说的“方略”，则是“当今，在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易于攻取之地，莫如支那国之满洲。因满洲之地与我日本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地，海水相隔、相对，凡八百余里，可知其为易扰者。骚扰此地，也当从无备之处始。若是西边有备，则乱其东边，若是东边有备，则骚扰其西边，彼必奔走相救。在其奔走之间，可知其强弱虚实。而后避其实，侵其虚。避强而攻弱，无需调用大军，可暂以轻兵骚扰。满洲人急躁少谋，支那人怯懦易惧，小警必然以大众救之。大众屡动，人力必定疲惫，财用必定匮乏。何况，从支那王都北京往返满洲海岸，沙漠辽远、山谷极其艰难。而皇国征伐此地，仅海上一百六七十里，顺风举帆，一日一夜可达彼之南岸，可西可东，舟行甚为自在。若支那人不以大众防守，则各处皆为空虚，故而我之军士可乘虚取之。诚如是，则黑龙江地方将为我所有。既得黑龙江诸地……若利用彼之夷狄，用皇国之法善加抚驭统辖，逐渐向西，则混同江（即松花江一本书注）地方亦可易取也。既得吉林城，则支那鞑靼诸部必然望风归服，若有不稽首者，可移兵讨伐，此亦便利。鞑靼既定，则盛京之势亦危，进而可震动支那全国。故而，皇国征伐满洲，得此地之早晚虽然尚不可知，但终将为皇国所有，此乃必定无疑。不仅取得满洲，支那全国之衰败也将由此而始，既得鞑靼，朝鲜、支那也次第可图也。”[13]

此外，他还主张日本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明定‘产灵法教’（即神道）……处处营造神杜，以祭皇祖大神”。[14]“攻取吕宋、巴刺卧亚（今雅另达）”，然后“以此二国作为图南之基，进而出舶，经营爪哇、渤泥以南诸岛。或结和亲以收互市之利，或遣舟师以兼其弱。于要害之地，设置兵卒，更张武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幕末日本对外扩张膨胀的思想，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水户学派的藤田幽谷（1774—1826）和藤田东湖（1806—1855）父子，前者主张“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15]后者更是强调日本固有之道：“恭维上古神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天位之尊，犹日月之不可逾”。[16]

在这方面，吉田松阴可谓又是一介代表。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尽管他明确地主张“尊王贱霸”，并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草莽”身上，但其依然没有脱却视日本为“神国”的观念。他坚信“自国常立尊，经各代诸神，至伊邪诺尊、伊邪冉尊，育出大八洲（日本）国及山川草木人民，育出天下之主皇祖天照皇大神”，并以“凡生皇国宜知吾所以尊宇内”的主张作为处身立世的哲学。因此，他不仅主张“开拓虾夷，封建诸侯”而且主张“趁势夺取堪察加，告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且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有如古盛之时，割北满之地，收南台、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甚至主张“压制中国、君临印度，使神功〔天皇〕未遂者得遂，丰国（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而这，正是吉田松阴向其门下人所传授的“善保国”之策。[17]

如果说，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在于“使武士作为志士而奋起”，“幕府末期几乎无人不读《新论》”，那么吉田松阴则是以其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他的门下人。据统计，受吉田松阴的影响，为明治维新立下汗马功劳的，仅是被授爵、赠位者，便多达37人。因此，后来担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作诗言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明神。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由此可见，吉田松阴的思想主张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

此外，还可以列举若干代表人物。其中如越前藩士桥本左内（1834—1859），虽系策划倒幕维新、变革日本社会的又一先驱，但在对外关系上，也是主张“现今列国对峙，特别是在英俄之间，若要保全日本的独立，则必须兼并山丹、满洲及朝鲜国，在美洲或印度境内保持领地”，同样失去了他在国内试想摧腐拉朽的进步性，而和他的前辈一样，延袭了征服海外的思想衣钵。又如，曾举兵倒幕的真木和泉（1813—1864），也是极力主张占有朝鲜、中国，且使整个宇内尽受日本“正朔”。与之合谋倒幕的平野国臣（1828—1864）更是声称“先讨三韩，重建任那府”，“令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殊方绝域，普浴皇化”等等。[18]

上述“统治宇内”思想的基本特征，则是尽一切可能提高日本的自身地位，同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朝鲜半岛乃至亚洲其他地区，力图把自己置于对方之上。

简而言之，日本的神国观念是非理性的历史沉积，是统治者束缚和麻痹日本国民的“鸦片”。它妨碍着日本民族正确地自我认识；它使日本国家难以同周边地区建立平等的相互关系；它是近代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精神支柱。

注释

[1]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2]见纸屋敦之：《大君外交与东亚》，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267页。

[3]见纸屋敦之：《大君外交与东亚》，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267页。

[4]《异国日记》四，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4页。参阅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吉川弘文馆1977年版，第102页。

[5]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6]见纸屋敦之：《大君外交与东亚》，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264页。

[7]见纸屋敦之：《大君外交与东亚》，第14页。

[8]荒野泰典等编：《亚洲史中的日本史》地域与民族，第59—60页。

[9]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0]同上书，第73页。

[11]见《日本的思想家36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明德出版社昭和56年版，第158—159页。

[12]见《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364—365页。

[13]见《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426—431页。该文落款为日本文政六年（1823年）。日本学者考证，认为是天保三年（1832年）以后成书。

[14]见《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第426页。

[15]井野边茂雄：《幕末史研究》，雄山阁1972年版，第500页。

[16]见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7]见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7—8页。

[18]见渡边几治郎，同上书，第9页，并畑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中译本，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