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幕府末期，足利氏无力控制整个局势，日本再次陷入割据战乱的局面。在这种动乱中，地方豪强织田信长（1534—1582）逐步消灭对手，于永禄十一年（1568年）攻下京都，使得动**数十年的日本出现统一之势。1582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其部下丰臣秀吉迅速崛起，并在日本天正十八年（1590年）实现全国统一，随后则在其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大日本”的国家构想。

丰臣秀吉不同于以往的统治者，他不仅妄图以武力执天下之牛耳，而且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天朝大国”。他所构想的“新秩序”是首先要征服朝鲜，然后渡海占领中国，进而征服东南亚以及天竺（印度）。早在追随织田信长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之时，丰臣秀吉于日本天正五年（1577年）便对织田信长说：“君欲赏功臣，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1]天正十四年（1586年），丰臣秀吉在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中，也透露过他的侵略计划，言称“如果实现统治日本，则将日本让予〔其〕弟秀长，自己专注征服朝鲜与中国。”[2]天正十五年丰臣秀吉亲征九州，在给爱妾的信中更加明确地写道：“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国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3]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其“大日本”的欲望更为强烈。据伴信友《中外经纬传》的记载，日本文禄元年（1592）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侵朝期间），丰臣秀吉在给其子丰臣秀次和亲信山中橘内的信中都提到其侵略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由宫部中务卿法师（继润）留守高丽（指朝鲜），应令其准备，候命前往。

一、宜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与皇室。诸公卿亦将予采邑。在下众人给十倍于其在日本所有之土地；其在上众人则各按身份分配。

一、大唐国（明）之关白，让与秀次，并与都城附近之百国（州）。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喜田秀家）二人中择一委任。

一、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后阳成天皇之弟）担任。

一、高丽国由歧阜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统治。若然，则由丹波中纳言（丰臣秀秋）治理九州。

一、天皇行震旦国途次，其仪式援往例；此次出阵途次之住处亦然。其人手、马匹，应按“国”别征集。

上述是写给丰臣秀次信中的主要内容。同样在写给山中橘内的信中也称：

一、拟恭请日本帝王迁徙唐都，请予准备。并拟呈献都城附近十国为其食邑，诸公卿则给予十倍于往日之采邑。

一、歧阜宰相、备前宰相二人中，择其一使居高丽。朝鲜首都之瓦顶房屋，应使它倍于日本户数。

一、天皇居北京，秀吉日本船来泊之宁波。

一、移萨摩、丰后等之根据地于明，二十倍于其在日本之土地。（毛利）辉元则给予十倍之采邑，太阁将予彻底履行。[4]

这些内容表明：丰臣秀吉确有称霸东亚、构筑大日本帝国的计划，而且安排得井井有条。所以，在其征讨九州萨摩藩的时候，就曾命令对马藩主转告朝鲜，要求朝鲜奉表朝贡。日本天正十八年（1590年），朝鲜以祝贺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名义，派遣通信使赴日。而丰臣秀吉却将之视为“臣服使节”，并在通信使黄允吉回国之时，致书朝鲜国王李眩，露骨地表示：

吾邦久属分离，秀吉起于微细，讨逆除暴，曾不数载，定六十余国。夫人世不满百，予亦安能郁之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凡海外诸蕃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焉。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会军营，为我前导。[5]

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求朝鲜臣服于日本，还要假道入侵中国。其最终的目标，是“使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对此，朝鲜方面予以拒绝，并通报中国明朝。

此后，丰臣秀吉便积极进行侵略朝鲜的准备。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初，秀吉广征诸镇兵，储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6]天正十九年（1591）冬，丰臣秀吉组成了征朝部队。他将“关白”一职委与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统率全军。

日本文禄元年（1592）四月，第一批侵略军于朝鲜釜山附近登陆，发动进攻。日本史称“文禄之役”。当时朝鲜守军抵抗不利，节节败退，日军在两个月内就攻占了京城、开城和平壤。前述所谓“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与皇室。诸公卿亦将予采邑”等等，适在此时。

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于同年七月派援兵陆续抵达朝鲜。于是，这场战争实际上变成了维护传统的“华夷秩序”与试图破坏这种秩序、建立“大日本”之间的战争。在援朝明军的帮助下，1593年1月中朝军队在平壤一战取得胜利，收复了平壤至开城的失地。此后，日军厌战情绪上升，丰臣秀吉不得不从朝鲜京城撤退，作出巩固沿海根据地的决定。同时许其部下同明朝谈判，进行议和交涉。

文禄二年（1593）五月，明朝谈判使节杨方享、沈惟敬等人，赴名护屋（今大阪）与丰臣秀吉进行和谈。此时的丰臣秀吉仍以战胜者自居，并向明使提出了七项条件，内含“迎大明皇帝之贤女，可备日本之后妃”，“朝鲜王子并大臣一两员为〔人〕质”，恢复日明勘合贸易，割占朝鲜南部四道之地等。[7]

这些条件意味着朝鲜受制于日本，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而且还需搭上一名随嫁公主。这是明朝不会接受的。但是副使沈惟敬却同日使小西如安相勾结，谎称丰臣秀吉“愿顺天命”，对上述条件只字未提，并假造丰臣秀吉“降表”，内称“丰臣、〔小西〕行长等输诚向化，而界限不逾”等等。[8]

明朝对此信以为真，明神宗于1595年正月末，颁发诏谕和敕谕各一道，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诏谕称：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宜缵彝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恳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己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遵声教。钦哉。

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礼）字壹百肆拾号[9]

明朝的诏谕和敕谕是第二年九月才转到丰臣秀吉手中的。诏谕的内容自然与之提出的七条要求相去甚远，他是如何反映呢？据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

（前略）秋，（方亨、惟敬、黄慎等）抵伏水，秀吉乃责朝鲜不献三道，不使王子来谢为欺辱，拒朝鲜使，不许见；独恭迓（迎接）方亨等。翌日，宴飨，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将皆著其所赐章服。既罢，使者出。召人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色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10]骂曰：“吾掌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且吾而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驱明使，并告朝鲜使曰：“若归告而（尔）君，我将再遣兵屠而（尔）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再会于名护屋。[11]

也就是说，丰臣秀吉知道明朝皇帝的诏谕之后，不仅感到所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且与其“大日本”的构想极其矛盾。因此脸色大变，不仅“立脱冕服抛之地”而且怒骂“吾掌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至此，明朝与日本的和谈以“册封闹剧”而收场。

日本庆长二年（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兵14万登陆釜山，重犯朝鲜。日本史称“庆长之役”。但此时中国和朝鲜军队的实力增强，日本参战的各地大名因第一次入侵损失惨重，不仅未获补偿，而且厌战情绪颇高，加上天寒地冻、缺乏粮食，致使士气消沉，历经近八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到达朝鲜京城附近，但很快被援朝明军击退，只能在南部地区负隅顽抗。庆长三年（1598）八月十六日，丰臣秀吉病死。在明军的攻击之下，日军开始陆续从半岛撤退，日本两次历时七年的侵朝战争宣告结束。

在此期间，丰臣秀吉还企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其“大日本”的构想。例如：

日本天正十五年（1587年）六月十九日，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天主教禁令，强令传教士20天内离开日本。其主要的理由则是“日本乃神国之处，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12]

天正十六年（1588年）八月通过萨摩藩岛津义久向琉球王尚永修书，内称：

方今天下一统，海内相风，而独琉球不供职。关白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固永宁矣[13]

尚永接到这封修书后不久去世。1589年，新主尚宁继位，派遣天龙寺僧人桃庵出使日本，并致书献物。桃庵等人在萨摩藩岛津义久的带领下，赴京都谒见了丰臣秀吉，秀吉颇为满意。随后又多次命岛津氏致书尚宁，要其为侵略朝鲜准备所用之粮食。但琉球以贫困为由加以拒绝。

天正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又亲自修书致琉球王尚宁。其文如下：

我自卑贱膺运兴，以威武定日。六十余州既入掌中，至远近无不朝贺。然尔琉球国，自雍丸之地，恃险途，未聘贡。故今特告尔，我将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先屠乃国，玉石俱焚。[14]

这俨然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主人”口气。琉球国王尚宁看到该书后大惊，暗自派人携带丰臣秀吉的书信通报明朝。

天正十九年（1591年）九月，丰臣秀吉派遣原田孙七郎携带国书赴吕宋，促其赴日朝贡。其内容是：

夫吾国百有余年，群国争雄，车书不同轨文。予也，诞生之时，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壮岁领国家，不历十年而不遗弹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统一也。徭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如其国者，未通聘礼，故先虽欲使群卒讨其地，原田孙七郎以商船之便，时来往此，故介绍近臣曰，某早早到其国，而备可说本朝发船之趋，然则可解辨献筐云云。不出帷幄，而决胜千里者，古人至言也。故听褐夫言，而暂不命将士，来春可营九州肥前。不移时日，可偃幡而来服。若匍匐膝行于迟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天正十九年（1591年）季秋十九日 日本国 关白 小琉球 [15]

1792年夏，西班牙驻吕宋当局回书，但内容暧昧含糊。于是，丰臣秀吉于元禄元年（1592年）五月再度遣使催促其入贡，声称“予天生乃主宰东西方主君之人，诸国应服从于我，前来俯首拜在我的门下，若有不从，应征讨之，一并诛杀。”[16]这说明当年的丰臣秀吉不仅要主宰东亚大陆，而且垂涎南海岛国。

同年九月，丰臣秀吉还致书葡萄牙驻巴达维亚（雅加达）总督，强调其1587年禁教令的主旨，并威胁其早日朝贡。[17]该国书宣称：“我已平定日本国内之形势，长期战乱之世归于太平。我自幼立志安定国家，遂一统天下，外国之人亦来朝贡。今欲征伐明国，不日将抵其地……若至卧亚之地也非难事，并无远近异同之隔。”[18]

然后则称：“吾朝者神国也。神者心也，森罗万象，不出一心。非神其灵不生，非神其道不成。增劫时，此神不增；减劫时，此神不减。阴阳不测之谓神，故以神为万物根源矣。此神在竺土唤之谓佛法，在震旦以之为儒道，在日域，谓诸神道。知神道则知佛法，又知儒道。凡人处世也，以仁为本。非仁义，则君不君，臣不臣；施仁义，则君臣父子夫妇之大纲，其道成立矣。若是欲知神佛深理，随恳求而可解说之也。如尔国土以教理专专门，而不知仁义之道，此故不敬神佛，不隔君臣，只以邪法欲破正法也。从今以往，不辨邪正，莫为胡说乱说。彼伴天连之徒〔指传教士〕，前年治此土，欲魔魅道俗男女，其时且加刑罚，重又来于此界，欲作化导，则不遗种类，可族灭之，勿噬脐，只有欲修好于此地之心，则海上已无盗贼艰难，域中幸许商贾往还，思之。（后略）[19]

在此，丰臣秀吉不仅强调日本是神国，而且把神道提高到等同于中国儒道和印度佛法的程度，以示日本为神之大国，西方天主教只不过是“不敬神佛，不隔君臣”的邪教。由此可见，后来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在前近代已经始见端倪。

此外，丰臣秀吉还拟入侵台湾。在侵略朝鲜、明日和谈的文禄二年（1593年），他遣使致书台湾高山国，促其归降：

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爱他恩光也。予际欲处慈母胞胎之时没，有瑞梦，其夜已日光满室，室中如画，诸人不胜惊惧。相士相聚，占筮之日，及壮年，辉德色于四海，发威光于万方之奇异也。故不出十年之中，而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异方遐陬，响风者，忽出乡国，远泛沧海，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争先而服从矣。朝鲜者，自往代于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约，况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谋，此故命诸将伐之。国王出奔，贼付一炬也。闻事已急，大明出数十万援兵，虽及战斗，终依不得其利。来敕使本帮肥之前州而乞降，徭之筑数十个城营，收兵于朝鲜城〔域〕中庆尚道，而屡决真伪也。如南蛮、琉球者，年年献上土宜，海陆通舟车，而仰我德光。其国未如幕中，不庭之罪弥天。虽然，不知四方成享，则非其地疏志，故原田氏奉使命而发船。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攻伐之。生长万物者日也，杜渴万物者亦日也。思不具。

文禄二岁（1593年）星集癸巳 十一月初五日 日本国 前关白[20]

也就是说，丰臣秀吉不仅自诩“辉德色于四海”，而且要光照万物，统治世界。中国学者黄枝连写道：“丰臣秀吉这个人，可以被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祖师爷――或者说，第一代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分子中之佼佼者。”[21]他继承了日本的神国思想，把“大日本”的国家构想，推向了一个顶峰。他不仅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促使周围的小国和地区向其称臣纳贡，而且还要统治中国、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国际地位。

注释

[1]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见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2]《耶稣会日本年报》，见水野明：《日中关系史概说》，中部日本教育文化会发行1993年印刷版，第75页。

[3]日本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见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4]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出版1985年版，第533页。

[5]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6]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第157页。

[7]参阅水野明：《日中关系史概说》，平成五年第三版，第75页，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出版1985年版，第533页。

[8]全文见《李朝宣宗实录》卷51。

[9]见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10]“取书裂之”一说不确，该册书现完好保存于日本。

[11]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0页。

[12]据《松浦文书》记载，见岩生成一监修、箭内健次、沼田次郎编：《海外交涉史的视点2近世》，日本书籍1975年版，第45页。

[13]见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日本雄山阁出版1985年版，第455页。

[14]同上书，第457页。

[15]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第462页。

[16]见张玉祥：《织丰政权与东亚》，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版，第207页。

[17]小林良正：《德川锁国——幕藩封建体制的结构》，三和书房1954年版，第52页。

[18]见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日本雄山阁出版1985年版，第460页。

[19]见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页，参照藤原（王）文亮：《圣人与日中文化》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页。

[20]见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出版1985年版，第463页。

[21]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