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于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两度进犯日本，均因遇到台风而失败。这一方面使得中日关系中断，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日本的神国意识，认为是“神明显威，现形防之”，“神明之灵威，非人力之所及”。[1]这种意识的延续，进一步导致了日本与东亚华夷秩序的碰撞和冲突。

日本镰仓幕府（1192—1333）垮台后，国内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权：一是足利尊氏拥立光明天皇（1336—1348在位）的北朝政权；另一个是后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于1336年在吉野地方建立的南朝政权。在南朝前后两位天皇的政治实践中，北畠亲房（1293—1354）及其家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318年（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召北畠亲房还任权中纳言一职（之前因祖父去世服丧居散位），并受命负责培养皇子世良亲王。1330年（日本元德二年）世良亲王逝世，时年38岁的北畠亲房按其家风出家，法号宗玄。1333年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建立建武“中兴”政权后，重新重用北畠亲房。1335年足利尊氏反对“中兴”政权，进攻京都。1336年建武新政崩溃，北畠亲房随后醍醐天皇另立南朝。随后，南北两朝对立越发激化。

后醍醐天皇在其建立南朝的第三年（1339）病逝，时年12岁的义良亲王（即后村上天皇）继承皇位。作为南朝的重臣，北畠亲房受到特别嘱托，全力辅佐年幼的后村上天皇。在失主丧子的情况下，他于1339年秋完成了《神皇正统记》，将其献给新帝后村上天皇。《神皇正统记》开卷的序论中写道：“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始创基，日神永传统。唯我国有此事，异朝无此类，故曰神国。”[2]

北畠亲房强调日本国体与震旦（中国）、天竺（印度）不同，神国是超越诸国万邦的。他认为天竺虽与日本类似，是由天神子孙成立的，但随后发生了变化，有势力的下劣之人也能成为国主，震旦更是混乱的国度，天子始终在变，依靠武力夺取国家，有出自民间居天子位者，有起自戎狄夺取国家者，更有累世臣子凌驾其君、使其让位者，自伏羲氏后，天子的氏姓更改了36次，唯有日本自天地之初至今世今日，秉承日嗣，是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一系。[3]

他在书中还通过“神器授受”说，来论述皇统继承，为南朝提供正统依据。[4]所谓“神器授受”，也即日本皇位的传承要依照三种神器的授受。按北畠亲房的说法是，“传世的三种神器，宛如日月星在天空之中。镜者，日之体；玉者，月之精；剑者，星之气。”“镜没有私心，照出世间万象，鉴别是非善恶，以按其本貌的感应为德，是正直的本源；玉以柔和善顺为德，是慈悲的本源；剑以刚利决断为德，是智慧的本源。”天照大神命群臣平定下土之后，让天孙降生在苇原中国而为主，并向皇孙敕曰：“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主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5]按北畠亲房的推算，后醍醐天皇和其后继者后村上天皇分别是第95代49世和96代50世的正统，而后村上天皇即位的1340年为神武纪元二千年。

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不仅为南朝正统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日本原有的神国观念有了跨越性的发展，在南朝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继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藤湖南在其《日本文化的独立》中写到：北畠亲房的“日本乃世界至尊的思想是当时新思想”，与日本文化的独立有着重大关系。[6]

14世纪中期，怀良亲王奉后醍醐天皇之命，前往位于南朝西部的九州，后辗转进驻博多大宰府，基本统一北九州。经过他的一番苦心经营，九州的实力不断增强，成为南朝统一大业的主要力量，而北畠亲房的神国思想，也就愈发地表现在怀良亲王的身上。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登基。同年冬遣使诏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等国，欲恢复元蒙政权所破坏的华夷秩序。据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卷2洪武元年十一月条记载，其诏书内容如下：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建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迩未闻，故兹昭示，想宜知悉。[7]

这一诏书表明了朱元璋“希望重组以册封关系为骨干的国际社会，并恢复如唐宋以前那种以中华世界帝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原有的国际秩序之企图”。[8]但是，日本方面似乎没有任何回应，反而出现了倭寇犯边事件。据《明实录》记载：“是年（指洪武二年），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9]这对刚刚建立新政权的朱元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是日本国王在为海盗撑腰。于是，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遣杨载等人，出使日本国，并带去写给日本国王的诏谕一封，对倭寇入侵表示抗议和愤懑：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与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胡番，宵衣肝（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10]

朱元璋的上述诏谕在表明自己业已建立新王朝的同时，对中日关系提出了两种选择：一是“臣则奉表来庭”；二是“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得以相安无事。但是，对于倭寇犯边劫掠生杀之事的态度是严厉的，而且示意准备“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等等。这也就成了尔后中日交涉的要点问题。

然而，杨载一行赴日交涉的对象，既不是南朝的天皇也不是北朝的幕府，而是位于博多大宰府一带的怀良亲王。大宰府原本是日本负责接待外国使节的地方，因久无外交，所以失去了接待外国使节的功能。自元军入侵日本以后，中国与日本也无邦交往来，明朝不了解情形，于是仍然把诏书送到了怀良亲王那里。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日本王良怀[11]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12]另据日本《修史为徵》记载：“已差杨载等七人，钦赍诏书往，彼此开谕，使者舟至本国，适被杀死五人，杨载、吴文华羁留三月，才方得回，开谕一节，略不见答”。[13]

也就是说，明使到达日本，非但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礼遇，反而受到了侮辱。怀良亲王所驻的大宰府正是当年元军入侵时登陆及全军覆灭所在地博多、鹰岛一带。对元军入侵及其因“神风”而败退，怀良自然会记忆犹新，所以对明使非常傲慢，甚至效仿镰仓幕府对待元朝使者的做法，斩杀了明使5人。[14]

怀良亲王为什么对明朝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呢？从当时南朝的形势来看，怀良亲王基本统一北九州地区，实力大增，曾经一度进军北上，此时是他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因此看到杨载带来的国书中要求其奉表称臣，自然感到不快。此外，倭寇与怀良亲王并无直接联系，是由日本国内动**的形势所引起的，所以对明朝国书中所说的“缚其王”“代天伐不仁者”，就更不能接受了。但是，怀良亲王不奉命，而且斩杀明使，加上其后倭寇日益猖獗，从中国山东南下侵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这意味着明太祖朱元璋对日外交失利，同时也说明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夷秩序”，已经与日本的神国观念发生了冲突。日本的后世学者认为这是“千古之快事”。[15]

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三月，再次派遣杨载出使日本，在送还擒获的15名日本海盗和僧侣的同时，还携有国书一封。这次国书仍然送到了怀良亲王手中。其文如下：

（前略）开谕一节，略不见答。又况使者未因之时，海内人船，仍前出没劫掠，及有僧人潜为奸细，俱己擒获，切详日本去我国遥远，各天一方，隔涉大海，正宜守己保民，安汝境土。何乃不自揣分，纵令奸宄流劫扰民，恐积恶贯盈，天必降祸欲汝，我国家必奉天讨，用兴问罪之师。且所获之人，情犯深重，揆诸法律，罪在不容。缘系日本所部，故不欲便加杀戮；如不施之以刑，又无以示其惩戒，是用刑其肢体，遣人送还。王妄不知其劫杀之用，而送还之人亦可为王国之戒，若其故纵而来，即宜改过自新，以体天道，毋贻后悔。[16]

这次国书的语气较上次“抵其国，缚其王”的强硬语气已经缓和很多，但是仍然对放纵倭寇侵扰有所责备，希望日本能够“守己保民”，否则便“必奉天讨”，“兴问罪之师”。国书中虽提到杨载前次出使人员被杀、被拘押一事，但是并未进一步深究，反而将捕获的15人送还日本。这说明朱元璋的对日政策并非强求日本臣服，而是宽大处理倭寇，希望日本引以为戒，改过自新，“以体天道”。

随后，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7]（1371）又派遣赵秩等人再次前往日本诏谕怀良亲王：

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己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挠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而嗣。[18]

这次诏谕在陈述华夷秩序乃是“天造地设”的同时，再次提到了倭寇扰边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内中坦言承认：先是怀疑是日本国王的指使，欲造船举兵讨伐，然后又从被倭寇所掠归来之人口中得知“前日之倭”并非日本国王的意图，所以就停了造船攻日的计划。并且表明自己有别于蒙元之君，不会恃仗武力，无端降祸于“远夷”，希望“共保承平”，但前提是要对方“革心顺命”。全文可谓情理并重，而且侧重安抚。

赵秩一行到达日本后，怀良亲王做何反应，日本方面欠缺相关史料，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三年三月〔实为洪武四年〕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责让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关者拒弗纳。秩以书抵良怀，良怀延秩入。谕以中国威德，而诏书有责其不臣语。良怀曰：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目左右将兵之。秩不为动，徐曰：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良怀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19]

也就是说，赵秩等人辗转见到怀良亲王后，怀良一方面表示“未尝不慕中国”，但接着便对元朝视日本为“夷”，列兵十万的行为进行抨击。此外，则是怀疑赵秩乃元使赵良弼之后裔，担心重演元军袭日，企图再次斩杀明使。然而，赵秩的大义凛然，又使怀良亲王不得不“礼遇甚优”。

但是，怀良亲王并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的神国意识（见下文）。其态度转变也和当时南朝的处境有关。1369年，南朝的重要支柱之一楠木正仪投降北朝，南朝形势日趋恶化，尤其是北九州地区在北朝势力的压迫下，已呈现出风前残烛之势。对怀良亲王来说，如何扭转当前这一劣势至关重要。如果同明朝交通，取得强大帝国的承认和支持，对其挽回大局来说是有帮助的。另外，利用“朝贡贸易”还可以解决其财政困难。加上明太祖国书的情理并重，劝诱有加的安抚。于是便出现了“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20]这可以说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对此，明太祖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宴赉其使者”并赐给《大统历》及文绮、纱罗。

然而，此时倭寇对中国的侵扰从未间断，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明朝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再加上怀良两次三番对明使无礼，于是朱元璋责令中书省“移文责之”。洪武九年（1376年）怀良奉表谢罪。明太祖因其“表词不诚”，又“降诏戒谕”，谓其“意深机奥，略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险负固”。[21]但怀良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又先后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三年遣使明朝。但因“无表”或“不诚”而被拒绝。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再次诏谕日本国王：

襄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膛。有志君子，孰不与愤。及元运将终，英雄鼎峙，声数纷然，时朕控弦三十万，砺刃以观，未几命大将军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载，勘定中原。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匪诚。问其所以，果然欲较胜负。于戏，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自殃乎！[22]

这是明太祖对倭寇犯边不见收敛，加上日本方面“不诚”和“辞意倨慢”的回应。从“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以及“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自殃乎”的强烈语气中可以看出，明太祖对日本“频入寇掠”已经提出警告。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再令礼部致书怀良，同时致书指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23]其国书曰：

大明礼部尚书致意日本国王：王居沧溟之中，传世长民（久），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王涉猎古书，不能详细。始号曰倭，后恶其名，遂改日本。自汉历魏、晋、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贡方物、生口。当时帝王，或授之以职，或爵以王，或睦之亲。由归慕意诚，故报礼厚也。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24]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这一国书是否送到足利义满手中，以及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怀良亲王的反应是强烈的。《明史·日本传》记载，怀良亲王言称：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25]

这封回书的矛头直指明太祖的华夷思想。一句“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无疑是对中国华夷秩序观的驳斥，而“乾坤浩**”“宇宙宽洪”“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也是对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夷秩序”的否定。至于“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可谓更是针锋相对，具有挑战意识。

日本后世学者对怀良亲王的这篇回文多褒扬之词。木宫泰彦认为，其“气魄雄伟，文字明快，可谓大放异彩”。[26]内藤湖南更将怀良的做法与镰仓幕府的行动做了比较，认为此时日本的态度，比起蒙古来袭时更为激烈，蒙古来袭时并未有引发纠纷的回书，只因元使屡屡来扰而斩杀使者，然而仅统治九州、居守土地城池的怀良亲王却发出了这样令人一惊的“伟大”回文。内藤湖南认为，怀良亲王继承了元军袭日以来对中国藐视的风气，“这是日本的根本文化独立出来的结果”。[27]

怀良亲王的激烈反应，与明太祖国书语气强硬有关，同时也是对当时南朝大势已去的失望和无奈。明廷遣使赴日的1381年之前，南朝特别是九州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怀良亲王在北朝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已由大宰府退至肥后，他将“征西将军”的封号让给后村上天皇之子良成亲王来挽回败势，但不见起色。对内的政治失利加上对外得不到明朝承认的双重打击，使怀良亲王内心压抑很久的神国思想走向极端，同明太祖的华夷思想发生正面冲撞。

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明太祖看过此篇回文后“愠甚”，但是鉴于“蒙古之辙，不加兵也”。[28]也即，虽然恼怒但不想重蹈元军覆辙，只得作罢。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日本又以怀良亲王的名义，[29]派遣嗣亮入贡明朝，仍然遭到明太祖的拒绝。从这以后，直到明建文三年（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主动遣使通贡称臣这段时间，日本不再派遣使节，中日官方往来就此断绝近15年。

然而，这期间中日两国并非相安无事，除了倭寇依然不绝之外，还发生了一件让明太祖朱元璋更为恼火的事情，即胡惟庸谋逆事件的败露。在此之前，左丞相胡惟庸勾结宁波卫指挥林贤暗通日本，想借助日本之力篡国。洪武十四年（1381年）怀良亲王“遣僧如瑶率兵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30]然而日使到达中国后，胡惟庸已经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明太祖以擅权枉法罪所杀，计不得施且被却贡之后，此事未被察觉。但洪武二十年（1387年），这件事情终于暴露。明太祖大怒，诛杀林贤满门，“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自是朝贡不至，海上之警亦渐息”。[31]

明太祖的“祖训”起草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六年，后经修订，于洪武二十八年正式定名为《皇明祖训》。据日本学者石原道博考证，日本被列入“不征之国”是为洪武十四到十六年之间，即日本的神国思想与华夷思想再次冲突时期。[32]《皇明祖训·箴戒》中写道：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国名列于后：东北 朝鲜国。正东偏北 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正南偏东 大琉球国 小琉球国。西南 安南国 真腊国暹罗国 占城国 苏门答剌国 西洋国 爪哇国 溢亨国 白花国 三佛齐国 渤泥国。[33]

从上述行文可以看出，所谓“不征之国”，当有两种含义，一是不予往来、不予征讨；二是不予征收赋税。日本被列为“不征之国”的理由是，“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这种特意列出的理由，意味着日本不仅是不予交往、不予征伐，而且还意味着日本被排除在“华夷秩序”之外了。

朱元璋去世后，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的名义称臣入贡，接受明朝《大统历》、奉为正朔。此前，他还欣然接受明惠帝对其“日本国王源道义”的称呼，并在1403年致书明成祖，以国臣自称。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34]因此，他的这种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遭到了日本国内最为强烈的责难，被认为是“屈辱外交”，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未曾有过的污点。[35]但是，以神国思想为主导的、足利幕府瑞溪周凤所编撰的《善邻国宝记》，却对足利义满向明称臣入贡一事有所辩解。谓之“彼国以吾国将相为王，盖推尊之义，不必厌之。今表中自称王，则此用彼国之封也，无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已，则日本国之下如常当官位，其下氏与讳之间，书朝臣二字可乎。盖此方公卿恒例，则臣字属于吾皇而已，可以避臣于外国之嫌也。”[36]

其实，足利义满称臣入贡也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灵活性，也即利用朝贡的名义，与中国进行不等价贸易，从中博取巨利。中国学者认为，足利义满“尽管在国书中称臣，但并没有赋予明帝以任何政治权力或承担何种政治义务，相反，却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最大的实惠。”[37]

足利义满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拒绝向明朝贡，《善邻国宝记》记载：

本国开辟以来，百皆听诸神，神所不许，虽云细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顷年，我先君惑于左右，不详肥富口辩之愆，猥通外国船信之问。自后，神人不和，雨阳失序，先君寻亦殂落。其易箦之际，以册书誓诸神，永绝外国之通向。孰辜先君告命，而犯诸神宪章哉……。先君之得病也，卜云诸神为祟，故以奔走精祷。当是也，灵神托人谓曰，我国自古不向外邦称臣；比者，变前圣王之为，受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于是，先君大惧，誓乎明神，今后无受外国使命。……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恃险阻不服也；以行事耳。昔元兵再来，舟师百万，皆无功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实神兵阴助以防御也。远闻是事，必为怪诞；古来吾国神灵验赫，可不恐乎，事详国史……。[38]

也就是说，足利义持将拒绝明使、断绝中日关系的理由，归结为“神明之意”和“先君之命”，并以神的名义，宣布“我国自古不向外邦称臣”，全然是传统意识的表白。此外，足利义持还特别强调元军入侵，以示日本的“神灵验赫”。把元军失败的历史，作为断绝同明朝的往来的理由，显然也是对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夷秩序”的否定。这可以视为洪武年间神国思想同华夷思想冲突的余波。

足利义持之后的足利义教及其后继者，一度恢复了对明的外交及贸易关系，但是宁波“争贡事件”致使明廷重提海禁政策，加上日本国内战乱，使得中日官方往来终于再次断绝。

注释

[1]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2]岩佐正、时枝诚记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87神皇正统记増镜》，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41页。

[3]岩佐正、时枝诚记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87神皇正统记増镜》，第48页。

[4]参阅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5]岩佐正、时枝诚记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87神皇正统记増镜》，第59—61页。

[6]2003年7月17日取自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284/files/3036_5540.html，原载于《内藤湖南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1969年版。

[7]见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8]同上书，第140页。

[9]（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太祖实录》卷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781页。

[10]《明实录·太祖实录》，卷39，第787页。

[11]良怀即怀良亲王，当时明朝廷不了解日本实情，错将怀良亲王误以为是日本国王，把“怀良”写作“良怀”。

[12]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0页。

[13]见汤谷稔编：《日明勘和贸易史料》，国书刊行会1983年版，第28页。

[14]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15]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54页。

[16]见汤谷捻编：《日明勘和贸易史料》，国书刊行会1983年版，第28页。

[17]《明史》《明史稿》《太祖实录》均作洪武三年，经考证为洪武四年。参照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和《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

[18]（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太祖实录》卷5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987页。

[19]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20]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21]（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0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1755页。

[22]同上书，卷138，第2135页。

[23]详见（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38。

[24]（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38，第2173—1274页。

[25]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页。

[26]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5页。

[27]2003年7月17日取自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284/files/3036_5540.html，原载于《内藤湖南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1969年版。

[28]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页。

[29]怀良亲王于1383年去世，此次遣使当为别人假托怀良之名。

[30]参阅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5页。

[31]同上书，第275页。

[32]请参阅石原道博：《不征国日本》，载于《史学杂志》第61编12号。

[33]见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1页。

[34]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35]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8页。

[36]《善邻国宝记》，见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第196页。

[37]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38]《善邻国宝记》，见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第208—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