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神国观念源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后经统治者的加工整理，集中地表现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

《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是奉天武天皇之命撰写的，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上卷是神代，从天地初开至神武天皇诞生；中卷由神武天皇东征写到应神天皇；下卷是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上卷约占全书的40%左右，其中包括国土生成、天照大神的出现，以及大国主命奉献国土和天孙降临治世等神话。粗略统计，大约1400字的上卷，“神”字反复出现635次。这些故事所体现的思想是：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的权威高于一切，“皇统”即“神统”，反抗“皇统”就是反抗“神统”，这不仅是逆天行事，而且是天威所不容的。这也是日本古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

《古事记》的宗旨在于昭显“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1]而其真正的意义，则是在展开神话世界的同时，为日本制造了神国观念。后世的许多思想都是基于神国观念而来的。如本居宣长（1730—1801）著述的《古事记传》，则将神国观念发挥到了“神国主义”的高度。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他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国家，因而是世界万国的本源，是最优秀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世中万物皆变，惟我天皇的皇统永远不变”。[2]

《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它是继《古事记》之后的第一部“国史”。据称是由天武天皇皇子舍人亲王为总编而完成的，实际可能是《古事记》的编者安万侣（也被记作太安万侣）。

《日本书纪》有别于《古事记》，关于神代的描述只有第一和第二卷，也是古代神话的传承，称为“神代卷”。从第三卷开始到最后的第三十卷讲的是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事件，称为“人皇卷”。在这些传说与历史的叙述中，尤以对朝鲜诸国的记载为多。如记载朝鲜半岛各国因慕“圣朝圣化”而经常“朝贡”，其口吻和中国史书描写的“朝贡”如出一辙，这说明当时日本的神国观念已经派生了对外的大国意识。如：

《日本书纪》神功皇后9年条，借新罗王之口说：“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3]

神功皇后46年条，借卓淳（即任那）王末锦旱歧之口，转述百济人的话说：“百济王闻东方有日本贵国，而遣臣等，令朝其贵国。”[4]

神功皇后51年条记载，派遣使节千熊长彦等赴百济，谓之曰：“朕从神所验，使开道路。平定海西，以赐百济。今复厚结好，永宠赏之”，百济王父子一起叩地说：“贵国鸿恩，重于天地，何日何时敢有忘哉。圣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为西蕃，终无贰心。”[5]

应神天皇3年条记载，由于“百济辰斯王立之失礼于贵天皇”，日本遣使“责让其无礼状”，于是“百济国杀辰斯王以谢之”，日使“另立阿花为王而归”。[6]

应神天皇28年条记载，“高丽王遣使朝贡”，其上表中有一句“高丽王致日本国也。”当时的太子菟道稚郎子读表“怒之，责高丽之使，以表状无礼，则破其表”。[7]

仁德天皇17年条记载，“新罗不朝贡。九月，日本遣使往新罗询问为何不朝贡。于是，新罗人惧之乃贡献。调绢一千四百六十匹，及种种杂物，并八十艘。”[8]

上述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编纂者对于交往事件的渲染和夸张，但却说明了日本的大国意识。

除以上列举之外，《日本书纪》中还有许多关于朝鲜各国“朝贡献物”，以及“归化日本”的记载。就历史事实而言，兴起于公元3世纪末的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统一日本。4世纪中叶，大和国曾向朝鲜南部扩张势力。当时朝鲜半岛正值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三足鼎立时期，日本利用百济借助外力对抗高句丽和新罗的心态，于4世纪60年代入侵新罗。随后于391年破百济和新罗，并将两国视为自己的“臣民”。此后，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的军事压力之下。但古代的朝鲜半岛各国并未从属于日本。日本和朝鲜半岛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过主从关系，而是日本统治者企图统治朝鲜半岛的神国意识在作祟。它表明《日本书纪》已经在描述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进入5世纪以后，大和国的统治者先后有赞、珍、济、兴、武等五人。《宋书》称之为“倭五王”。“倭五王”在对外交往方面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即积极与中国的东晋、刘宋、齐、梁各朝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倭王多次主动向中国皇帝要求封号。

如，438年倭王珍遣使刘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要求宋文帝刘义隆予以正式认同。但文帝只承认其为“安东将军、倭国王”。[9]在此之前的420年，宋武帝刘裕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其位高于倭王，因此倭王珍提出这样的称号是要与百济一比高低，由此也可以看出倭王珍的不满。

451年倭王济遣使朝贡，从宋文帝那里得到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的封号，这一封号与倭王珍渴望的如出一辙。[10]

478年倭王武（学界认为是雄略天皇）遣使上表，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11]此时大和国已经统一日本，倭王武在国书中使用“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等较为夸张的词句加以炫耀，[12]并希望借助刘宋的“帝德覆载”来支持他称霸朝鲜。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倭五王向中国朝贡称臣，不如说是假借中国的影响，使朝鲜半岛诸国向日本称臣。但是宋顺帝还是从其自称中去掉了“百济”一项。

“倭五王”时代之后，中日国交中断，直到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摄政时代，才同隋朝恢复交往。《隋书·倭国传》记载：

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弧，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座，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隋文帝〕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13]

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圣德太子以小野妹子为使节出使中国。《隋书·倭国传》记载：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习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14]

上述两则记载，说明日本同隋朝恢复交往之际，其大国意识已经非常明显。一则自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二则自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说明随着日本的统一和君权的强化，日本已经有了区别于中国的“天下”观念。木宫泰彦认为“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一个新纪元”。[15]

608年，隋使裴世清同小野妹子一起赴日，据《日本书纪》所载，裴世清向日皇递交的国书如下：

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仰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别。[16]

据说，圣德太子对此感到不快。《经籍后传记》记载：“其书曰：皇帝问倭皇。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皇，而不赏其使。”[17]在裴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派小野妹子同往，并携国书一封。《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6年（608年）条记载：

爰天皇聘唐〔指隋朝〕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18]

这次国书的开头换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分别以“天皇”和“皇帝”称呼双方的君主。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一词。本居宣长在《驭戎慨言》中写道：“在后一次的诏书中，改日出处天子为东天皇，日没处天子为西皇帝，盖因闻首次诏书为彼王所不悦，故略加改动，并表敬意。然犹不只称彼王为皇帝，对东而称西。我方既不称倭，亦不称王，独称天皇，盖憎恶彼王国书中称倭王之无礼，不从之也。”[19]

上述情况表明，圣德太子与隋交往，已经不同于“倭五王”的请封时代，“不赏其使”也是对隋炀帝“无礼”的一种反应。当时的推古朝与“倭五王”时代相比，王权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对外交往上自然会有更高的追求。另外，当时新罗和百济已经接受了隋朝的册封，而日本一直视朝鲜半岛的国家为自己的朝贡国，所以在同隋朝的关系上当然不能和他们一样。但隋朝国书中的“皇帝问倭王”却保留着两者的上下之别。

总体来说，在推古朝与隋朝的外交活动中，一方面是向往中国文化，积极吸收利用；另一面又力图保持大国地位，显示了与“倭五王”时代的不同。这中间已经潜在着日本与东亚“华夷秩序”的矛盾。

现今，关于日本遣隋使的目的，学界观点尚难统一。日本学者森克己认为是“兴隆国内的佛教”。[20]木宫泰彦认为“并不单是为求佛法，而是为了广泛地输入大陆文化。”[21]近年来，日本学界的主流意见是，真正目的是从外交、军事两方面来牵制朝鲜半岛，学习佛法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中国学界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对推古王朝来说，尽快掌握佛教，不仅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还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22]这种意见应是贴近实际的。

日本经过大化改新之后，进入封建社会，在与唐朝的交往中，继承了圣德太子建立起来的对外态势。例如：

《日本书纪》孝德天皇白雉二年（651）条记载，“新罗贡调使知万沙食等，着唐国服，泊于筑紫”，遭到日本朝廷的谴责并被驱回。[23]

齐明天皇五年（659）条记载：“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下坂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大唐。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24]日本方面特意将“虾夷男女二人”展示给唐朝天子，实际是意味着自己同中国一样，是使夷狄臣服的“大国”。

进而，660年百济为新罗和唐朝军队所灭，于是大和朝廷又以应百济遗臣之请为由，迅速插手半岛事务，欲与唐朝一争上下。663年日军与唐、新罗联军激战于白村江（亦称白江）。

日本为什么敢于和唐朝发生正面冲突呢？日本学者八木村认为，其实质完全是为了册立百济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倭国的统治者试图在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框架内，对百济王室建立其宗主关系。”[25]这说明此时的日本，为了维护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开始冲击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夷秩序”，这也是中日两国间第一次正面冲突。但是，白村江一战，使之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据点，4世纪末以来朝鲜被视为“从属”于日本的历史宣告终结。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继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时至9世纪末中止。在这种交往中，有一个是否携带国书的问题，长期争议不断。由于日本方面没有相关记载，所以“不携国书”论在日本学界成为主流。如木宫泰彦认为：“每次遣唐使都不携带国书，就是为了避免到达唐朝后引起礼仪上争执的麻烦。又如唐帝虽有时赠给日本书函，而在日本史中一概略去不录，这也是由于不愿意破坏由圣德太子建立起来的外交范例。”[26]森克己认为，遣唐不携国书是为了避免像遣隋使国书那样引起麻烦，惹唐帝不快。[27]他们认为，日本遣使是为了宣扬国威，敢与隋唐平辈论交，日本既要保持自主、平等的态度，又要维持和平的国交，不携带国书正好证明了遣唐使不属于“朝贡使”。然而，也有否定不带国书的说法。如东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时代的天皇，对外奉大唐为宗主而遣使纳贡，对内逞神国之威风而隐瞒真相，这便是正史不录两国往来国书之原因所在”。[28]这种说法可能接近事实。日本正史不录两国往来国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日本虽然不断派出“遣唐使”，但却不甘屈尊唐朝之下的心态。

注释

[1]太安万侣编撰、周作人译：《古事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6页。

[2]《玉茅百首》，见朱谦之著：《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3]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7日本书纪上》，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351页。

[4]同上书，第353页。

[5]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7日本书纪上》，第359页。

[6]同上书，第365页。

[7]同上书，第377页。

[8]同上书，第397页。

[9]见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页。

[10]同上书，第31页。

[11]同上书，第31页。

[12]同上书，第32—34页。

[13]见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页。

[14]同上书，第46页。

[15]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页。

[16]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书纪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91页。

[17]见李寅生：《论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71页。

[18]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书纪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93页。

[19]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页。

[20]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90年版，第6页。

[21]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页。

[22]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23]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书纪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317页。

[24]同上书，第339页。

[25]八木充：《日本古代政治组织研究》，塙书房1986年版，第101—102页。

[26]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9—100页。

[27]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90年版，第76页。

[28]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